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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和蒋委员长都沾亲带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强声

左为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右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图源:百度百科)

最近一段时间,从中国大陆起义出来的王立强因其高调对外披露自己“共谍”身份及曾经的间谍工作内容而轰动了整个澳洲及台湾政界,也引起了海外中西方媒体的强烈关注。

笔者注意到已经有好几篇介绍和分析文章都将如今的王立强叛逃案与44年前发生的,曾经引发了中共政坛大地震的俞强声叛逃案联系在一起。

至今仍然还比较清晰地记得近三十年前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外曾有一篇潘永祥先生撰写的史实文章,对当时的中共国安部首任部长凌云的秘书俞强声叛逃美国事件,及此事件在中共政坛内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影响有详细记述。在此之前海外虽陆续有不少中文媒体报道这些中共高级特工人员叛逃西方的事件,但可能是因为消息来自英文界所以翻译不准确的原因,几乎没有一家中文媒体把这位叛逃者的名字写对。

该文章透露说:一九八五年五月间,整个中南海都被国家安全部处长俞强声的叛逃案所惊动。当时中共政坛上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要求台面上的总书记胡耀邦,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到勤政殿(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办公处)会商对策。

邓小平在会上讲,这是建国以后我们党特殊工作战线上最严重的一次叛逃事件。过去三十年里(指1985年前),虽然零星发生过几次,但都因为具体叛逃人员在党的情报系统里级别和地位低下,所以无伤筋骨。

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撰写《中共太子党》一书过程中采访到的一位当时已经在美国拿到了“六四绿卡”的中共高干子弟介绍说,当时的邓小平还提到了俞强声的叛逃事件所带来的损失之大,看得见的损失是我方在美关键情报人员的被捕,等于是我党、我国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驻美情报网垮掉了一大半;看不见的损失则是首开我重要情报人员叛逃,而且是由党的高级干部亲属担任的重要情报人员叛逃的先例,潜在的政治影响巨大。

关于这位俞强声与中共政权的上届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之间的同胞兄弟关系外界早已经多有报道。而俞强声当年叛逃的原因,笔者在二十七年前的首版《中共太子党》一书中介绍的是,主要因为他“文革三种人”问题暴露……。但前几年一位知情人士在与笔者讨论《中国太子党》一书内容时,非常自信地说导致俞强声叛逃的真正“思想根源”,是与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杀父之仇”。

俞强声和俞正声的生父是中共政坛里大名鼎鼎的黄敬。当年俞强声和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之所以给自己孩子的名字都冠以“俞”氏,是因为他本来就姓俞。他原名俞启威,一九一二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世代官僚家庭(另一说是祖籍绍兴,生于北京市),是俞大纯(曾任民国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的第三子。1924年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30年去上海参加左联文艺团体“南国社”;1931年至1933年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

黄敬(也就是俞启威)的叔父俞大维是中华民国史上的英杰之一,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预科、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等。后来又赴美国哈佛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1929年学成回国任民国政府军政部参事,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兵工企业坚持生产,为中国军队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撑,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兵工生产和研发体系,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1949年赴台湾,1954年出任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3年因病在台北逝世。

这位俞大维曾与蒋介石家族结亲,其所生儿子俞扬知娶蒋经国女儿蒋孝章为妻,而俞扬知与蒋孝章所生的儿子与俞启威的后代一样,仍按族谱排名,大号俞祖声。

如此说来,当年在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应被在中国大陆的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们称之为“堂婶”;被俞祖声称为姥爷的蒋经国,则应该被俞强生和俞正声称为“表姥爷”才对。而俞祖声的老姥爷蒋介石委员长,也应该被俞强声和俞正声称呼为“表老姥爷”,而当时的蒋宋美龄,则应被俞强声和俞正声称呼为“表老姥姥”。

上个世纪末俞正声担任国务院建设部长期间曾赴美考察,不知道他是否到过在纽约的宋美龄的住所一表表亲之情。而俞强声叛逃美国后,虽然从此销声匿迹,但向笔者介绍俞强声叛逃案的一位当时的中共高干子弟半调侃半认真地分析说:俞强声到美国后秘密与住在纽约的蒋宋美龄联系过,甚至秘密去过台湾都是很可能的。

一九三二年,日后改名黄敬的俞启威考入山东青岛大学(后更名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当时,他的姐夫赵太祥在该校任教务长。赵太祥早年曾留学美国专攻戏剧,是较早向中国大陆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者之一。

青岛大学就读期间,俞启威结认了在该校图书馆工作的山东当地姑娘李进。李进,字云鹤,日后改名为江青。

李云鹤本来在山东实验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学戏,因为羡慕当时青岛大学激进青年扎堆,同时还有一个海漠剧社合于她的爱好,所以改投青岛大学。

当时,俞启威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是他的化名。本来就思想左倾的李云鹤也就浪漫地同意黄敬给自己以颜色为姓取名。“蓝苹”其名即由此而来。

青岛大学当时的海漠剧社完全由激进青年组成,黄敬、蓝苹双双在社里参加话剧演出,不久即相爱同居。一九三三年夏天,蓝苹刚刚被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共,黄敬本人即因叛徒出卖被捕,蓝苹则南下上海,改名江青,成为名噪一时的影星,两人的缘份也就此了结。

不过,署名“北美九头鸟“的发表于2014年的网文《这段旧事不寻常:黄敬-江青-毛泽东-斯诺》,则介绍了江青和黄敬实际上是有两段情缘。相关内容是:(日后的)黄敬和毛泽东有点“私仇“,想来是因为黄敬和江青的感情关系非同寻常。……1932年,20岁的俞启威与正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18岁的李云鹤(江青)同居,后来又介绍她加入共产党。1933年黄敬被捕,江青遂去上海投入演艺界,又先后跟唐纳和章泯同居过。

但是,当时的江青对黄敬还是有感情的。正因此,1936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去了上海,当时的江青竟抛弃唐纳,又跟黄敬去北平一起生活过。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去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又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据陈伯达回忆,1937年5月2-14日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是大会代表,而中共北平市委派去的代表是黄敬。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北美九头鸟“的文章介绍说:黄敬很早在燕京大学时,就结识了美国记者斯诺,他还在北平斯诺家里看过斯诺拍摄的“红区“纪录片。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即黄敬的英文名“David”(中文译为”大卫“)加上其原姓”俞“。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共住四个月,后来写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过大力。

当时的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便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也是由黄敬直接安排并同行。4月23日,斯诺夫人和黄敬离开西安,终于在4月30日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大会代表黄敬认识了大会主席毛泽东。但这一次他们之间有无谈话,因无记载,世人无法得知。

当时的黄敬还没有常住延安,因为当时他正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等职,所以还得留在晋察冀军区。但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滩已颇有名气的演员江青,经过黄敬的安排,辗转来到了她向往多年的中共圣地延安,但不久就受到了政治审查。这倒不是怀疑她的”十里洋场“电影演员历史,问题在于她的党籍。

江青是1933年2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入党的。但这年7月,当黄敬被捕、江青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联系。黄敬参加领导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已在北平恢复了党员身份,所以后来能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时却没有恢复党籍。也正因为此,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时,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此人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到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过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采访时的回忆:“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据郭潜的补充回忆说: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驳回。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呆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她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而她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当然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他那时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江青找到了入党证人,于是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中央党校,受训六个月。

在黄敬1937年10月去延安以前,中共组织上曾向身在晋察冀边区的黄敬调查江青党籍问题,因此黄得知江青已到达延安,据说他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至于这封信写了什么,从无记载,只有黄、江两人心知肚明。不过,这时的黄敬,已正式和范瑾相爱。范瑾不但也是出身名门望族,而且也是浙江绍兴人,其兄为历史学家范文澜。范瑾1938年加入中共,为著名女记者;1949年后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日报》社长等职。

黄敬和范瑾共育有三子二女。三子即俞正声。次子是俞敏声。其长子俞强声在“北美九头鸟“的文章里被记录为,于1987年被中共间谍击毙于南美某国家海域。

这位叛逃美国后的俞强声是否真的已经死于中共暗杀,以及他叛逃美国之前的心路历程之分析,都将是我们后续几篇文章的内容。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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