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政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噎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61)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62)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63)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64)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65)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66)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67)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68)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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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从根本上讲是徐始终无法就国共战局的前景说服傅作义。徐、傅二人曾有这样一次对话：“宜生询政府方面对渠之返绥作如何观察。”徐答：“就余个人看法，共党首脑以青军守兰州，胡军在南，马军在北，共军如深入，处于三面受敌……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绥，以阻挠宁绥军之出击。”在徐看来，中共至少在西北战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然而对徐的此一判断，“宜生以为非是”。(69)可以说，正因为傅对于国共战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徐最终无功而返。
绥远之行对于徐永昌来讲，最感意外的莫过于傅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尽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对傅仍然产生了几分异样感觉。分手之后，惊叹不已的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宜生今兹作风诚属非常人也，余则不能。”(70)
9月20日徐飞抵重庆，随即见蒋，“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那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蒋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广州向李宗仁复命，李“对宜生仍寄与希望，并云若干所谓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冲淡共党倾向苏联之心情”。(71)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为广州政府策反傅作义的行动画上了句号。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72)关于蒋介石致傅作义的这份电报，迄今，在有关傅作义的著述中仍被广泛引用，显然均出自傅的这个讲话，人们并未亲见。根据徐永昌9月18日日记，蒋电的确提及西安事变，的确对傅有所劝告，但并未称傅之返绥“正像”他当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样。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说无疑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价。
傅作义对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农场”。对此，傅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返回北平后随即向薄建言：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73)毛对此是怎样考虑的不得而知，总之，水利部长的职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不幸，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电台，证实他对徐永昌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全是妄言，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对于傅的这个最后的交待，毛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留着用吧。”(74)
傅与徐的谈话以及上蒋呈文，尽管内容广泛，但傅真正的着眼点是三个：美苏战争不会远；中共难以解决来年的粮食困难；军队前进过快，南下西征之后华北空虚，易被美蒋登陆。如果这些判断能够成立，傅便可以乱中再起。反过来，傅所以最后交出这批私藏武器，同样因为这些事件并未如期发生。傅失算了。如此结局，应验了一年前蒋的判断：“一定画虎不成。”
将本文前面的材料罗列起来，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截然相反的两个傅作义。发生在傅作义身上的这种政治与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轮替所派生的那个特殊政治群体——“贰臣”，以及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政治性格——双重性格。
一般说，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时间，大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情感的错位。也就是政治上选择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还停留在原来那一方，两者尚未统一。邓宝珊在送走徐永昌时说了一句实话：“寡妇嫁人无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选择，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转移。傅作义一面举行绥远起义，一面对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错位的反映。
还在天津战役之前，林彪、聂荣臻于1月8日致电毛泽东，判断傅所以和谈，“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讨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实上正是一个三面讨好的结局。尔后，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傅作义故伎再施，再次导演了一幕对国共两面讨好的两手交待。
傅作义所以数面讨好，对毛和蒋说两套话，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够的余地。而傅所以还有再起的打算，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政权能否稳固还存有疑虑。
傅作义生于乱世，从一个小派别绥军起家，最后成为国民党一个战略集团的首领。在尔虞我诈的仕途升迁过程中，他看到过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轮回，他正是以这些旧式军人的世俗经验，来应对国共这一回权力互换的。于是，便发生了两个傅作义这种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可以梳理的现象。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个方式，这三个方式的直接对象都是傅作义。显然，无论形式还是性质，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区别，其本身并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义却将看似不相通的三个方式贯通起来，一一领教。此举在解放战争全部过程中，傅作义之外，绝无仅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傅之反正过程，创造了一个甚为罕见的殊途同归的范例。
本文关于傅作义双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过。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的存在与表现，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与表现，并且使之更为具体，更为生动。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著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罗荣桓年谱》，第677页。
(14)《罗荣桓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罗荣桓年谱》，第692页。
(17)《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18)《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4日。梗为23日，养为22日。
(19)《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22)该公函于1月17日交邓宝珊转傅，但因种种原因傅未看到。详情见苏进：《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39—641页。
(23)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该文出自毛之手。
(24)《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25)《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28)《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29)《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
(30)《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邻。
(31)《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罗荣桓年谱》，第690页。
(33)《罗荣桓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毛泽东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5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4页记载徐于9月15日抵包头，应为误记。
(5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张庆恩原任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60)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1)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另据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9页记载为19日上午，参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记，应为18日。
(63)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64)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69页。
(6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
(6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04、205页。
(6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义发言》，(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74)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7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
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艾芊
北平易帜傅作义亲到西柏坡打探毛泽东底细
2009年01月23日13:51[我来说两句(9)][字号：大中小]
来源：搜狐读书社区
1962年中国新年前夕，周恩来与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屈武（左四）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上签署了历史性的一笔，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义随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时间虽短短几天，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豁达大度、肝胆相照十分敬佩。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李克农曾风趣地说:“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北平易帜，傅作义疑虑重重请求前往西柏坡拜谒中共首脑
1948年底及1949年初，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战役战略决战，国内形势直转急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战局日渐明朗。在北平和平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署了重重一笔。然而，签署和平协议后，傅作义疑虑重重，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傅作义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历史性转折。
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
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傅作义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的战争自己应负全责，接受人民惩处，一直想当面谢罪。
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斥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并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继之，指出北平已被围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办法是: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任自由选择。时间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勿谓言之不预。此信由于措辞严厉，且多指斥语言，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写给傅作义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转给傅作义，其意在于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于《人民日报》刊登的时间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义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便增强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虑。
当时中间人邓宝珊见此信内容后，为珍惜已取得的和谈成果，勿功亏一篑，同时考虑到傅作义半生戎马生涯，怕万一想不通，节外生枝，影响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于是便决定观事态发展，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然而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1月25日询问此信是否交给了傅作义。于是，邓宝珊和苏静二人决定将此信交给傅冬菊，让她择时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看到信，也怕父亲接收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这样一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傅作义才见到这封信。傅作义耐着性子把信看完之后，心里十分不平，于2月3日致函林彪、罗荣桓，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大意是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再一方面，当初议定的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通电，由于种种原因，迟未定稿；傅作义为求得共识，想与中央领导人共同议定一些事宜。这样，经过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人民一边且心理矛盾的傅作义，在历史转折关头，便萌生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渴望，希望通过亲自拜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求获释前嫌。
此时，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团前赴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认为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和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很快获得同意。1949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部下周北峰:“中央欢迎与傅先生会见，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偕一名随员同乘这架飞机去。”
于是，傅作义为到西柏坡开始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北平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六国饭店经理王拓曾回忆说:“傅作义2月21日晚上到我办公室说:‘王经理给我拿些香烟，就来一包袱吧。’说着将先买好的一块方正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我问:‘你买这么多干吗？’傅作义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说完付款后高兴而去。原决定让我陪同代表团及傅作义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见毛主席，当晚叶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务，故改让统战部派来的朱友学同志陪同前往。”
胸怀天下，中共领导肝胆相照傅作义忐忑心情陡变坦然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点半，傅作义一行包括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以私人资格去的邵力子、颜惠庆的医生焦湘宗和傅的秘书阎又文、邓宝珊和中央统战部朱友学等共计9人在北京机场登上飞机，飞往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汪东兴等人到机场迎接。在石家庄中央交际处（花园饭店）吃过午饭，于当天下午2时乘车离开石家庄，7时到达西柏坡。周恩来亲自迎接，安排他们住在后沟招待所。
颜惠庆在日记中详细写道:“上午10点半，我们乘专机前往石家庄。
陪同前往的有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也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先生。出发时，天空有些雾，但到石家庄时，天气很好，飞行只用了1个小时。中共方面石家庄市长和其他官员来机场迎接，我们乘坐汽车前往宾馆进午餐，并作短暂休息。宾馆与其他几座建筑都坐落在同一围墙内，是日本人在侵华期间修建的。主人们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非常好，他们建议我们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前往目的地。然而，我们宁愿立刻出发。有6辆吉普车准备载我们继续前行。”“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黑。我们一行的安全抵达，都应归功于司机们非凡的驾驭技术和充沛的精力。周恩来先生出来迎接我们，随即招待我们用晚餐。晚饭后，毛泽东先生来到我们住处，一直呆到11点钟。”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接待活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同志回忆说:“1949年2月中旬，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我于2月20日作了具体部署。一切食宿由行政科副科长兼招待所长陈心良同志负责，接送及安全保卫由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杨尚昆、汪东兴同志负责，谈判由中央安排。2月22日，我与罗迈、汪东兴率车到石家庄机场接客。到石家庄中央交际处作了接客人用午餐的安排，后到机场迎客。到机场不久，和平代表乘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即降落。代表们走下飞机之后，由统战部陪同朱友学同志分别一一作了介绍，我将我们三人作了介绍，并简单地致欢迎词。在介绍每个人简单情况时有两点记忆很深。一是江庸是个大律师，已70多岁的他对着我说:那么你还是我的岳叔呀（江庸的老婆是我们当家侄女，故称我岳叔）。一是傅作义穿着一身普通布衣，手提着一包香烟，是送给毛主席的。见我吸烟抽出两条哈德门非给我不可。我说你既然给主席的，你带去吧。”“我们接到中央交际处（住石门花园饭店）稍加休息后进午餐，饭后即上车直达柏坡。到达柏坡后，颜惠庆一行共八人住在后沟平房里，谈判在西边两间小平房里。周恩来同志在那里等候接待。毛主席当天即接见了他们，并进行简单交谈。毛主席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有恐慌害怕心理，表现精神面貌说话很不自然，傅作义见毛主席时，立正向毛主席说:‘我有罪。’毛主席说: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主席话音一落，傅作义的精神面貌即变，不是那么紧张害怕了。当天晚上分别进行了交谈。当天晚上，在东柏坡大礼堂演出文艺节目，有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周恩来同志陪同和平代表和傅作义、邓宝珊等观看演出。他们看到戏剧演到高潮时，心情非常激动，感动得流下眼泪。傅作义及代表们也很受感动。傅作义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傅作义一行在西柏坡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及上海代表团成员吃过晚饭后，毛泽东、朱德即乘车到后沟招待所去看望大家。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排长的阎长林回忆:“当时正是2月份，天气还很冷。毛主席去前，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然后我们跟着他乘坐一辆中吉普到后沟去了。车子开到傅作义将军住的地方，就看到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傅作义将军等噎在门口等候。”在会见中，傅作义显得有些激动和紧张，毛泽东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北平和平解决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和平解放北平最好，你带个好头，立个大功。今后的事，可能还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改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和解放军一样看待，决不歧视。你知道，我们历来说话是算数的。”
一席话，使傅作义心里的疑团解开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坦然起来.
促膝深谈，傅作义如释重负摒弃前嫌，被中共委之以重任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傅作义将军对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因此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前来，中央中央是非常重视的。
23日上午，周恩来先接见了傅作义。周恩来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否则就会给人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战初期，守太原时，你让我派人把一些军用物资运出去，补给八路军。你的部队与八路军120师在晋北联防，这不都是合作得很好吗！”
稍停，周恩来接着说:“原来要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在北平开。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傅作义深受教育。同时，他心里也感到惭愧。傅作义看了看周恩来，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时期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
周恩来说:“很好，我们欢迎傅作义将军这种态度。”
在周恩来接见傅作义谈话结束后，陪同傅作义等人吃饭时说:“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
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连连点头说:“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决不会半心半意和三心二意。我的后半生，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见到傅作义，进行了又一次深入且开诚公布的交谈。在会客室，同时在座的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几名代表。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互致问候，赞扬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后，傅作义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导和关心，一定要在共产党和部队首长的领导下，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在毛泽东问到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主席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呀？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果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一任水利部长，这是后话。）
当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作义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毛主席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谈到绥远问题，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傅作义听着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及所率原部队人员的安排，心里非常感动。
这一番交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励，疑团顿释，精神非常振奋。
2月24日早晨，周恩来很早就来到后沟，与傅作义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召开了一个短会，再次确定了和平谈判应采取的步骤和应讨论的方案。之后，周恩来与代表们分别合影留念。上午大约11点钟，傅作义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离开西柏坡，杨尚昆、罗迈、汪东兴前往送行，到达石家庄后与石家庄市长第二次共进午餐，之后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当日多云，由于飞机飞得很高，飞机仿佛是在大海之上，地面景致一点也看不到。可是，途中天空放晴，我们再次看到了下面的田野和河流，甚为高兴。……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冒险旅程，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对这一经历非常满意。”
返抵北平，傅作义精神振奋，《和平通电》公告天下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毛主席接见他时所说的话，很快都一一实现，这使傅作义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敬仰与感激之情倍增。同时，西柏坡之行，中共中央所给予傅作义的礼遇及对傅部的关怀，使他一直没有完稿的通电很快定了稿。4月1日，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通电》表达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决心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1949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看到《通电》后，立即亲笔复信。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圆满完成。从此，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鞠躬尽瘁，夜以继日，为人民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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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却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泽东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了傅作义的名字，敏锐地发现问题，深叹一气。
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观看比赛。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为阻止蒋介石企图派飞机运走傅作义的精锐武器和一部分亲信骨干，而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坏的天坛一角。傅作义以感谢的心情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深沉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泽东鼓励地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接着，当面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了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听了没作声。后来，毛泽东同周恩来说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就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傅作义全身心地投入国家水利建设。他说：“咱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工作的义务，没有其他要求的权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情就会豁达多了。”傅作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起担任水利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长达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迹。他几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51年，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15公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上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4个铺位）就够了。
文革”中拜访傅作义
作者：仲炜发布时间：2008-07-0310:35来源：和讯网
《温故》（之十一），刘瑞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15元
傅作义
我的父母和傅作义将军夫妇是旧交，他们的交情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傅先生驻防在绥远（今日之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之时，我们一家在美国，50年代初返回大陆。父亲曾经问过傅先生，他是如何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傅先生则轻松地用一句玩笑带过：“你们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来，作为制高点的景山是必会遭炮击的，怕你们家毁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后来，“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关了十个月，审查是否为美国特务。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门来看母亲，傅先生问父亲被关会不会和他有关，如果有关，他可以到有关方面去讲清楚。母亲深谢他们夫妇的关心，但说父亲的被关看来与傅先生没有关系。
从1960年起，大陆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饥荒。我那时年轻，分分秒秒地被饥肠煎熬，时时刻刻期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
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噎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来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义在政协礼堂的餐厅订了一桌饭，正在北京上学的我和姐姐也被叫过去了。记得那天在座的还有黄绍先生。这顿饭，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饱了肚子的一顿，后来被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久久不能忘怀。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开始入户抄家，许多亲友被斗争，被殴打，被抄家。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受到冲击的人被打死或自杀成了寻常事。待到这一年冬天，抄家、破“四旧”的高潮已过，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回头来看，所谓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把社会搞得翻天覆地只不过是一帖药引子，乃是“文革”发动者把水搅浑后以便打倒自己的政敌。
这种时候，作为待罪的“资产阶级分子”，父亲自然不方便出行访友。于是让我由天津去北京时，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敲开门后，一位青年把我领进客厅。傅先生和夫人刘云生都在，他们详细询问我家“文革”中的经历和现状，其情甚殷。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了他自己的经历：“8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说我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在当时的情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辞时，傅先生不理会我伸出的手，径自朝墙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样子他要亲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劝阻。傅伯母在一旁说：“他正好要散散步。”
就这样，傅先生陪我穿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才与我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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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鞭子抽打傅作义
人民出版社独家授权连载
总理设计保护宋庆龄张治中等民主人士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卷三保护社会栋梁（5）
刘武生
2006年02月26日15:42【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红卫兵造反运动泛滥，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红卫兵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法提前给他打个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连和一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红卫兵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红卫兵第二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纵容下，红卫兵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
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为了切实保护好爱国民主人士，对于那些不愿离家外出的人士，周恩来则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他指示派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人员，到被保护的人家中或住地附近，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劝说、制止前来抄家、揪斗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安排当地派出所和所在地的党、政、军机关，给予配合和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就是采用这种保护措施。
在“文革”初期，为保护傅作义的安全，周恩来建议他去住三一医院或到外地去休养。但是，傅作义不愿意离开家。红卫兵来抄家，第一次抄家时，还用鞭子抽打傅作义。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公安人员、警卫部队和水利部同志前来保护。
后来，傅作义因病住进医院。但是，医院造反派不让傅作义住高干病房，1966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说：“应允许傅作义住高干病房，并给予积极的治疗和护理。”“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采用多种形式以示他们已被“解放”。后来，为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提出，“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1969年5月4日，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并转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军代表，明确提出：“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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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
傅作义的晚年：23年踏遍了祖国的各条江河
2009年03月13日09:40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大中小】【打印】已有评论106条
建政前确定工作
1949年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傅作义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说话都很不自然。他一见毛泽东，就立正说：“我有罪！”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不要这样说。当初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了我们多少文物珍宝啊。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毁了紫禁城，破坏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孙后代唾骂的。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应该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然后，毛泽东亲切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就像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坐下后，傅作义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首长的指示和关心，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
当毛泽东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回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接过傅作义的话说：“你对水利感兴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
可能是这次谈话，傅作义建政后的工作就此确定下来。
怀着感激之情投入工作
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却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泽东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了傅作义的名字，敏锐地发现问题，深叹一气。
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观看比赛。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为阻止蒋介石企图派飞机运走傅作义的精锐武器和一部分亲信骨干，而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坏的天坛一角。傅作义以感谢的心情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深沉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泽东鼓励地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接着，当面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了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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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
北平易帜傅作义亲到西柏坡打探毛泽东底细
http://www.sznews.com2009-02-0209:33深圳新闻网【字号：大中小】
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艾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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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北平易帜傅作义亲到西柏坡打探毛泽东底细
http://www.sznews.com2009-02-0209:33深圳新闻网【字号：大中小】
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艾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