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傅作义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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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内容提要」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北平移交之后，傅对中共措施不满，曾设法逃离北平，尔后在举行绥远起义的同时，又上书蒋介石，为蒋献计献策。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噎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共亦保持距离。傅的这种两手准备、两手安排，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这是一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
「关键词」傅作义/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绥远起义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这一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蒋在总统任上所做的最后几项安排，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等之外，一项私下安排是，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曾同为阎部“四大军长”，②二人私谊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孙科内阁国防部长。徐在军界从来不是实力人物，为何由他出掌此职？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认为“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③这就是说，中共判断蒋的着眼点是，利用徐与傅作义、阎锡山的历史关系以便操控该两部。总之，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支撑残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断不久被证实。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徐于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即至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引者注）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蒋之意见并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运出精锐部队为和平移交的条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一一作答。徐记载：“宜生对第一项原亦拟如此，但限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军队原建制、原番（号）开出，到指定地点，其高级官长去留听便。唯先须参加政工人员，此层为宜生所拒绝，正续商中。”从徐的记载看，傅始终未披露噎与中共签订协议，只是披露和谈噎开始，并在和谈中拒绝中共向其部队派政工人员。④徐又记：“对第二项，宜生初意去绥，谓尚有步兵四师、骑兵三旅，仍可整顿，效力国家。”傅对绥远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后，绥远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计划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记载：“经余述蒋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须有几个忠贞负望之军官，方可撑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总统一随员。”显然，这是敷衍。关于第三项“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表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就是说蒋的该项要求难以执行。
综上所述，傅的三点答复没有一项是明确的、肯定的。
在会晤时，邓宝珊说：“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消灭**者必是另起来的人。”这是一句很不服气的话。在徐看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傅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因为，如果傅的20万人继续存在，事实上将对中共形成牵制。
徐与傅的会晤仅两个半小时，然而在此期间蒋已引退。当徐于是晚9时20分风尘仆仆返抵南京后，“闻蒋先生已于午后四十（时）离京飞杭，惘然久之”。⑤由于蒋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专书一函向蒋呈报傅的三点答复，并判断傅作义主要目的是：“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监视部队，意即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徐的判断。
傅作义既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便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问题在于：拒绝与蒋合作，并不意味着傅将无条件与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问题上，傅有着自己的考虑。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是日傍晚，傅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⑦和平协议正文加附件共22条，傅只公布13条，基本限于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之条文。
文告中除个别词句的顺序略有调整外，就是和平协议的原文。实际上，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
傅作义的确与中共谈起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一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二是打滥（乱）合编。”⑧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⑨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12）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噎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毛泽东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四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返回绥远。此行的目的是，结束绥远政治上不明朗的两可状态，完成易帜起义。而徐永昌则于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44)以加强其协调西北各部的职能。28日徐适值宁夏视察，当即获悉傅返绥消息，是日晚，徐“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45)迅即展开对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与马鸿逵研判傅作义返绥之意，马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46)预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绥远的崔亚雄致电徐：“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47)这似乎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31日崔亚雄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48)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忏悔”、“检讨”，我们不得而知，这个滴水不漏、莫测高深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崔亚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义惟一的明确表态是，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傅专书一函致徐：“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达了与徐会晤的愿望，其实是一个不露痕迹的两手安排。傅所称“布置妥当”，实际上就是指绥远起义，傅所以并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时间开展动员，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坏起义。那么，起义布置妥当之后，为何仍然邀徐会晤？因为傅要“藉倾款曲”。这个两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留出与徐会晤的时间，从而对徐，实际上是对蒋，做一个最后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抵重庆见蒋。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50)此时蒋提出是否照常发饷，表明蒋对傅之归来不甚乐观。
9月3日徐飞抵广州，随即向李宗仁报告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李“径电”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见徐，“对宜生亦同李代总统，主争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51)这样，广州方面明确了争取傅的主张。
9月7日，徐再飞重庆。在对傅作义的判断上，几位高层人士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徐记载：“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52)这就是说，在能否争取傅的问题上，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阎锡山持两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