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在中国爆发，不仅冲击中国经济，也推动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欧盟的中国商会会长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虽然并非所有跨国公司都会完全撤出中国，但在情感上西方人与中国（中共）的脱钩正在进行之中。
英国期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月29日报导，新冠病毒正在提醒人们，依赖中国供应链会给人深刻的教训，但摆脱依赖或许会颠覆西方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欧盟中国商会：经济全球化已结束
《经济学人》的报导说，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只有很少的制药业高管、药物安全检查员和中国鹰派人物担心，全球抗生素供应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少数中国工厂。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共政府的隔离措施导致中国各地封厂、封港和封城。虽然现在中共高层坚持认为可以复工，但仍面临疫情风险，且外国政府和企业老板将不会很快忘记一个可怕的教训：对于某些重要产品，他们只依赖了一个国家。
该报导表示，中国在活性药物成分（API）领域的主导地位现已成为华盛顿权力走廊和欧洲大臣们的难题。消除世界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的依赖并不是技术挑战，而是将涉及颠覆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允许私人公司寻找最有价值的商品，而不必考虑其原产地。美国最后一个青霉素发酵罐于2004年关闭，原因是许多中国工厂是国有企业，或获得补贴，其生产的产品达到了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水平。
早在2019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机构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讨论了中共医疗行业带来的威胁和机遇。美国国防卫生局的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表示：“中国在全球药材原料市场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风险不可低估。”他邀请与会者想像一下，如果中国（中共）中断了不可替代药物的供应，例如保护美军部队免受炭疽的药物，后果将是什么。
美国国防卫生专家认为，中国在全球药材原料市场上日益占主导地位，影响国家安全风险。图为北京一家中药制药工厂。
微软的卫生保健策略师本杰明·肖伯特（Benjamin Shobert）是另一位证人，他指出，相互依赖曾经被认为是相信美中关系稳定和安全的原因。但是在一个越来越不信任的时代，如果那些同样经过算计的依赖关系成为恐惧的源头，那么“支持全球化时代的许多理论就不再有效”。
欧盟的中国商会会长杰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当他访问柏林、布鲁塞尔和其他地方官员时，中国在制药和农药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大家共同担忧的话题。中共在政治争端中表现出利用贸易来霸凌其它国家的做法更令人深感忧虑，就像中共在2012年拒绝向日本出口稀土一样。
伍德克预计，武汉肺炎将让欧洲加强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他说：“将一切生产都放在最有效的地方的经济全球化已结束。”
全球供应须多元化专家：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经济学人》的报导认为，在某些领域尽快多元化的可能性更大，但即使是这样的决定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cGregor）是美国安可顾问公司（APCO）的大中华区主席。他看到，十年来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投放的鸡蛋越来越多。受劳动力成本上涨、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现在的新冠病毒打击，众多公司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需要进行多元化经营。
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是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布鲁塞尔著名智库Bruegel（欧洲暨全球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月26日，她撰文呼吁，跨国公司必须将供应链从中国进一步转移。
她指出，虽然在过去的两年，中美贸易战迫使很多公司争相寻找大陆生产基地的替代国，不少公司将投资分散到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国家。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东南亚经济体本身严重依赖中国提供原料生产。她表示，每个跨国公司现在都必须尽快考虑如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无论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还是作为原料供应商；无论是通过将采购和制造移回本国市场，还是移到客户市场，或前往第三国。
专家认为，跨国公司需要尽快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无论是作为生产基地或原料供应商。图为武汉肺炎爆发前一家跨国企业位于武汉的汽车工厂。
太多重要药物外包纳瓦罗：必须重返本土
武汉肺炎导致全球供应链停滞，对于川普（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样的对中共鹰派人士来说，冠状病毒危机是“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事。2月23日，纳瓦罗告诉福克斯商业电视频道（Fox Business），美国已经将“太多”的重要药物供应链外包。他说：“我们必须让它们重返本土。”
美国杂志《政客》报导说，纳瓦罗和川普政府维护美国制造的其他人士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努力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一月份也曾表示，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将“加速就业回流北美”。
纳瓦罗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他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战略性地考虑将我们重要药物供应链转移到国内，以确保美国公众和经济的安全。”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的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就需要这样做。”
图为口罩示意图。
美国国会议员还呼吁国会审查美国的医疗产品供应链，并考虑用立法来解决问题。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自己的一些制造商对中国生产的救命药物和维持生命药物的依赖程度是不可原谅的。对于我来说，很明显，必须进行监督听证会和增加立法，才能确定我们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并保护我们的医疗产品供应链。”
《政客》的报导指出，在医药行业重新关注美国优先的问题之际，可能会推动更大范围的回流。随着病毒危机进入第三个月，沃尔玛和苹果等大型公司已经报告了重大财务影响。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负担预计会越大。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分析师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对于生产汽车和手机等产品的公司来说，这种打击可能是最严重的，这些产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中国，而这些产品在其它地方很难找到。
离开中国无需太多推力情感脱钩正在进行
埃雷罗认为，曾经与中方的接近和联系是一种优势，现在却已成为了一种累赘。冠状病毒带来的最重要结构性后果应该是跨国公司更快将价值链从中国领土上转移出去。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导，冠状病毒的一个明显影响可能是加快公司高层的变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任命中国高管（通常受过西方教育）来经营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武汉肺炎疫情可能会加速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撤离，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让许多外国人离开中国。
在中共采取更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的政策转变后，一些原来的外国老朋友也感到不受欢迎。《经济学人》的报导引用了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话说：“我的许多同龄人都不需要太多推力”就会离开。
该报导最后指出，即使病毒消失，它也让人清晰看到，世界对中国（中共）越来越多警惕。虽然很少有公司能完全撤离中国，但是，情感上的脱钩正在进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