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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守护着敦煌莫高窟的瑰宝 差点死在文革中

—莫高窟的守护者常书鸿先生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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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在敦煌讲解

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的卢浮宫”。洞窟中的不少壁画、彩塑、经卷等虽在近代被几个西方人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但仍能看出其昔日的辉煌。

1935年,一个学习绘画、叫常书鸿的年轻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图录》画册,惊异其瑰丽,伤怀其默闻,因此决意回国,从此成为了莫高窟最为坚定的守护者。

回国之后,常书鸿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但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当年,他即赶赴敦煌。

当常书鸿抵达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随他的不仅是黄沙漫舞和狼风狂啸,还有经济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然而,莫高窟所展现的魅力,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对敦煌的热爱,让他克服了所有困难。

可惜,由于政局不稳,财力紧张,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选择离开了莫高窟,但常书鸿却留了下来,因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时,妻子无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了两个孩子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动摇常书鸿守护敦煌的赤子之心,他还是选择了坚持。中共建政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

在几十年守护敦煌中,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敦煌上,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还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

1966年文革爆发后,“破四旧”的风潮也刮到了敦煌。由于有中央的上方宝剑,敦煌得以幸免,但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等人却没有摆脱受迫害的厄运。常书鸿不仅被打为“反革命”份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因为名为“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在酒泉展出过,是以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可以说,文革中,常书鸿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他时常被打的遍体鳞伤,不能站立,腰椎还曾粉碎性骨折。

从《读书》2008年第一期萧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常书鸿的境况。

1968年秋,曾是常书鸿下属的萧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书鸿去兰州看病。在内心深处,萧默十分敬仰常书鸿,他就是在看了常书鸿写的《祁连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对其尽量照顾,并帮助他配了钢背心。

在前往兰州的火车上,同在卧铺车厢的几个陌生人当得知他们来自酒泉,便开始询问常书鸿的情况。萧默否认自己认识常书鸿,那几个人便直接询问常书鸿。几番否认后,常书鸿声音很大地、斩钉截铁地、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此时,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当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痛啊。

听到这令人心颤的喊声,几个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视着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常书鸿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书鸿面前,请他喝茶,并且轻声加了一句:“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1977年,常书鸿被“平反”。1982年,业已过了古稀之年并守护了敦煌五十年的常书鸿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写了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对于文革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1994年6月,常书鸿去世,享九十天年。

唏嘘之余,我在想,如果没有十年荒废的岁月,常书鸿先生或许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吧!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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