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扩散，地方纷纷自保，武警可能成为地方武装。人大常委急修《武警法》，武警由中央军委直管，剥夺地方指挥权，突显中央集权危机感。
4月29日。
前天，疫情尚未解除，而且北京朝阳区仍被列为中国风险最高区域的时候，人大常委召开会议，急急地审议《武警法》。两会还没开，北京为什么这么紧急，非要赶时间修订这个法律？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
中国武警，全称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所以《武警法》全称是《人民武警法》。武装警察，也是中国的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军人编制，由中央军委负责征兵、训练和管理。说起来，中国武警最大的事件，是2012年3月份，北京发生的那次事件。有人说，是一次军事政变。
2012年3月19日深夜，据北京市民反映当晚长安街军车如林，机场布控，中南海红墙内传出枪声。外界纷传“北京出大事了！”一时间“长安街”、“枪声”、“周永康”等词汇成为网络禁词。
事后有说法称，“3·19”当晚发生的是一场未遂政变，政变主角正是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目的是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并伺机行刺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有说法称，周永康调动大规模的武警部队，包围新华门和天安门。胡锦涛急调38军入京，同政法委大楼外的武警发生对峙，武警对天鸣枪示警，但38军的精锐部队迅速将众武警缴械。当晚不少北京市民都听到枪声。
这一晚后，曾经掌控中共近两百万名武警、公安、司法部门、权倾一时的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失去权力。
一个多月后，2012年5月初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上，周永康正式交出权力，并失去指定政法委接班人的资格。十八大后，政法委降级，政法委书记最终被逐出常委。
2012年3月14日，中共两会后的中外记者会上，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首次就发生在一个月前的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公开表态，批评重庆搞“文革”一套，要求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府必须反思。第二天，这名曾经的“政治明星”，一度有望入常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突然宣布免职。
温家宝就王立军事件表态的当晚，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薄的幕后“金主”、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也失去联系。
据媒体报导，当时最早带走徐明的是周永康方面的人马。薄被免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温家宝的亲信，中纪委副书记马馼以调查腐败为名，要求公安系统将徐明交给中纪委，但遭到拒绝。
薄熙来落马后，周永康眼看政变计划落空，薄熙来无法在中共十八大接任政法委书记，中共江派的权力继承体系被掐断，而周永康也将在中共十八大后退休。江派一旦失去权力的保护，就将面临因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被清算。有分析称，在此背景下，周永康不惜发动一场政变试图死里逃生。
在3·19之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被认为影响了中共的政治格局。
2012年3月18日，一辆价值500万的法拉利在北京飙车，车内是令计划的公子令谷和两位美女。突如其来的车祸，令谷当场死亡，两位美女受重伤。
有报导称，法拉利车祸后，令计划出动了中央警卫局封锁消息。令为掩盖儿子车祸死因，曾与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达成“某种政治约定”。
当时周永康表示，全面封锁车祸消息，愿意支持令计划进入常委。作为回报，周永康对令计划提出的四点要求为：确保中央不再追究他，停止中纪委已经开始的调查，确保与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谋杀案完全“切割”；只对薄熙来的一些腐败行为进行指控……
2012年末令计划落马当晚，大陆财新网发表报导，称2012年“3·18”法拉利车祸事件导致令计划仕途逆转。报导说，车祸中当场死亡的男子即为令计划之子令谷。“为掩盖儿子死因，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这个约定随即败露，令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
由于中共历来黑箱作业，并严控媒体，官方至今未公布令计划案、其子法拉利车祸事件及周令结盟等内幕，也未对上述广传的消息“澄清”或“辟谣”。
3·19政变：抢夺徐明
根据实德集团的内部说法，徐明是3月14日起“失去联系”，而《财经国家周刊》的报导是3月15日晚他被相关部门“控制”。而正是在3月14日晚间，中共政治局正式决定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这一决定在15日一早对公众宣布。各个媒体的报导纷纷称中纪委驻扎大连已多日，意思是徐明已经遭到中纪委的调查。
据港媒的消息，当时最早带走徐明的是周永康方面的人马。薄被免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温家宝让自己的亲信，中纪委副书记马馼设法把徐明尽快掌握到自己人手中。
马馼派人以调查腐败为名，要求公安系统将徐明交给中纪委。公安方面在请示周永康后拒绝了马馼的要求。
于是有人又拿出周的儿子周滨做生意的资料进行要挟，周永康见对方态度急迫，知道来头不善，3月19日晚间于是一面调动武警转移徐明，一面调动公安加强戒备。中纪委这边也马上调动人马，试图伺机下手抢夺徐明。由于事发突然，惊动高层，为防不测，中共中央办公厅调中央警卫局加强防范。
各路人马各执其职又不明就里地闹哄了一夜，于是京城骚动，传言四起。
案中案：行刺温家宝
在薄熙来、周永康眼里，最恨的人无疑就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确，在胡锦涛不表态的状况下，当时直接出面处理王、薄、周事件的高层台面人物就是温家宝。当初把薄熙来从商务部下放到重庆的是温家宝，在3月14日的国际记者会上公开表示要依法处理王立军的是温家宝，公开暗示薄熙来是文革遗毒的还是温家宝，之后紧盯周永康的也是温家宝。
大纪元获悉，3·19政变中，抢夺薄、周政变证人徐明只是周永康计划的一部分，当晚周还伺机行刺温家宝。但胡、温方面早就知晓并加强戒备。周永康在行动之前，其阵营内一关键人物倒戈，把计划透露给了胡、温阵营。
这名关键人物，正是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傅政华原本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部下，是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一手提拔的。中共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后，傅政华倒戈，向中共高层“举报”了很多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事情，其中包括王立军监听中南海高层的行动。这个时间点，正是3月14日到18日之间。
当时，为了了解高层行踪，薄熙来通过周永康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专职负责温家宝警卫的李润田攀上了关系，以此打探胡温等高层的行踪和私密。薄熙来倒台后李润田去职，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李润田去职原因。
2013年1月，有一个消息外界很少留意。北京市研究紧急事件预案，提出了一条，北京武警总队，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可以“边行动边报批”。就是说，北京市长，或北京政法机关，可以下令北京武警部队行动，在行动的同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行动。
这对身处北京中南海的中共最高层，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武警部队在自己尚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可以展开行动，那么如果有人军事政变，这就成了一个空子了，非常危险。
大家知道，现在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高级，导弹、卫星、飞机、军舰，但政变不需要这么高级的装备，只要一两千人马，带着轻型武器，长枪短枪，最多是装甲车、机关枪什么的，就可以取得成功了。
2012年3月18日，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位，在位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中共左派，以及中共江派，最痛恨的是温家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温家宝是唯一一个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把民主、法治等等，说成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是西方的专利，认为中国应该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共高层最后一次谈普世价值，也是最后一次谈政治体制改革。在温家宝之后，中共高层人物，再也没人谈这些内容，普世价值，从2013年以后，逐渐成了一个敏感词，说多了，还会被“和谐”。
所以中共左派最恨温家宝，在2012年和2013年，左派在中国推动了一个所谓“送瘟神”运动，也有人提出要“除奸救党”，瘟神，和他们说的这个奸，就是温家宝。
武警法修订缘由
我们回过头讲武警。
中国的武警，从一开始就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是军事机构，不是平民机构。
在西方，这个分得很清楚的。比如德国二战占领法国巴黎，军队解除武装，但警察还是照旧运作，因为军队是millitary，警察虽然有枪，但还是civilian，是平民。但中国不这么看。
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分清楚军队和治安机构之间的关系。据说当年八国联军驻军在天津，《辛丑条约》还不让中国在天津驻军，慈禧太后睡不安稳，这么多凶恶的鬼佬，虎视眈眈，还不让清军驻军，太危险了。结果是袁世凯想出了办法，他在天津设立了警察局，把五千名精兵变成了天津的警察，慈禧这才稍微放心了。天津的外国人也没说什么，因为在西方概念中，警察部门，不是军事机构，是平民机构。
49年以后，中共把军队中负责保安和保卫的部门，变成了公安部队，后来也称武警，很长时间都归中央军委管。这些部队，负责各种重要地点的保卫，比如桥梁、森林、消防、监狱、市政府、电台电视台等等这些地方，后来甚至成立了黄金武警部队，就是用武警去开金矿。这些人员被泛指武警，有时候也称公安部队。
因为各个时期，因为需要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1995年，江泽民大裁军，把中共军队野战军里面的十四个师，改成了武警。这些武警，仍然保持军事单位编制和武器，他们和以前负责保卫的武警不一样，叫武警机动部队。
所以，中国的武警有两种，一个是前面那些，叫做武警治安总队，一个是军队改编的，叫做武警机动总队。所谓总队，就是军级单位。
2012年北京的情况，是把治安总队和机动总队合并成为北京武警总队，级别是大军区级，就是比军长还大。
所以，对这个部队的指挥，就变得复杂了。因为治安总队，负责地方治安保卫，一直是由地方公安管理的，其实就是政法委管的，所以最上层，就是国务院管。但机动总队，根本就是军队，还是由军委管理。所以以前的《武警法》，规定武警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管理。
2012年之前，中国发生大量的群体事件，各地抗议、罢工、维权的事情很多，地方政府要维稳要镇压，警察不够用，经常要用到武警，所以慢慢的，机动武警部队，也变得受政法委管理了。
中共对军队行动是很敏感的，军队带械行动，一个排三十人，就必须军委批准。但各地机动武警要应付随时发生的群体事件，不能等，结果政法委就常常越俎代庖了。
所以，才有2012年的事件。政法委和中纪委之间闹起来了，就变成了，武警部队和野战部队打起来了。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谁管武警的问题，当然就非常在意。但因为涉及到很多管理上的问题，也受到很多体制的抵抗，所以，2009年的武警法修改，一直都没有近入最后阶段。
直到今年的疫情爆发。
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爆发后各地抢口罩。上海派出了当地的武警，去山东把自己订的口罩运回上海，实际上就是抢回来。上海派的什么武警，大概是治安武警，不是机动武警部队，但这是一个迹象。
其实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发生危机的时候，最早发生的会是地方割据，割据除了经济政治外，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很重要。如果中国疫情持续严重，继续扩散，大家都封城、封村，甚至封省，那么只靠治安警察恐怕不行，而且还要抢东西，医疗物资甚至最后抢生活物资什么的，那就需要自己的武装了。
这次虽然有迹象，还没有发生，但危险是存在的。一旦危机长期化，地方政府和地方化的军事部门合体，中央极权的专制就完蛋了。
这是北京为什么要急着修改《武警法》的原因。新的《武警法》，其实只有一个关键内容，中国武警部队，单独归中央军委管，不再属国务院序列。所谓序列，就是国务院下属的那些机构，包括公安部。
也就是说，以后地方政府、地方政法委，都不能直接命令武警部队。
当然，他可能做了很多调整，比如把原先负责治安的武警，变成了公安警察，把监狱、森林、桥梁和重点单位保卫的工作，从武警中慢慢划出去了。但同时，又把海警，变成了武警。
本质上，修改这个《武警法》，就是不让任何军事机构，或者有军事性质的机构，脱出最高领导人掌控的中央军委的管理，也就是必须由一个人，对军队绝对垄断，别人不得染指。
中共原来想进行分权式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全部走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