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三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一九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共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一九六○年元月三十一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细心一点，你会看出：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一九六○年二月八日，我签属意见是二月二十五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三十一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说吗？我只能同意，只有两点意见说明一下。
1.我不记得诬蔑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八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六十万人口，已活活饿死十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多么残酷的现实！
三月二十五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想到此时，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活着，还说什么呢？……
张申，以沉重的声音，慢慢地说，像是自语，我把身子离近他，把录音放到他跟前。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十级降到十二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五七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一九六一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一九五八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员！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周化民先送给我一本剪帖报纸，是在一九九八年河南《大河报》连载三十九次的康健的纪实文字《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真实记述这历史的悲剧和教训。这文章所记正好和我采访人所讲的事实对照。
老周领我到了他的楼上，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已八十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一九四四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战争年代在县里当秘书；一九五○年调到河南省委农民协会当秘书；土改结束，一九五一年省成立农委，一九五三年改为农村工作部，他当干事；一九五五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八十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要说信阳地区饿死百姓事，得先说吹牛皮、放卫星，没有说谎话、说天大的谎话之因，也就没有饿死百万人的恶果了。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副部长把报告交彭副省长。给河南日报总编一个电话，取走了报告，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是啊！那时候有话不能说呀！”姚学智接着向我讲当年的谎话成风的真实情况：
……那回甘肃省来请放7000斤卫星的西平县郊区委去介绍经验，让先到省里来谈谈，让我去听介绍。
你们汇报一下，咋打了这么多小麦？
西平县人说：“俺那麦子好哇！十四五个小伙子，一亩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说：我不信，就是伐大树吧，十四五个小伙也伐不了三天，你们不能这么介绍，说的太过，人家也就不信了。
那时还组织干部下去验收“卫星”哩！
一天听完汇报，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人家咋说，我咋听呗，我能有啥看法。
一九五八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那时候到处检查，我满天飞哩。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洛渊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上边对河南的压力也大。那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指挥，有事就让我陪谭震林和钱正英。钱正英说：我们水平低，谭政委水平高。谭说：你们要一年实现水利化！共产主义很快就实现了，到那时天天喝牛奶、吃鸡蛋……。
很多问题到一九五八年冬全露出来了。如真让干部说话，敢说真话，也不会继续严重恶化；可人们不敢讲真话。五七年说真话的成了右派，谁不清楚，到一九五九年，还有敢讲真话的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就全完了……
这样，就出现了“信阳事件”……
天文数字的征购粮，便是吹牛皮的代价。一九五八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财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实际与账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85879万斤！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县里召开征购会议，人们不发言，不表态。沈寨乡一生产队长叮嘱开会来的会计沈万治：“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就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报130斤的单产，可你去开会，弄不好挨辩论，不中，就往上多报点，150斤，再不中报160斤，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一辩论，便胡说亩产512斤了，人问他：“开始为啥报哪么低？”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消息，五尺高的汉子号淘大哭：“我*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耐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硬汉子也架不住辩论会，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别辩论我，叫咋报都中，谁报的高谁早过关。征购会就这样胜利结束，赶回家中，掀起征购狂潮。
老百姓对付你的第一个办法是千方百计“藏粮”其方法五花八门。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你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挨批斗后还惊恐地问人：“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庐山会议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年七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为这报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斗争。地委书记路宪文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都非常怕说真情，报实数，去拼命封锁消息，不让说真话。
一九六○年，吴芝圃要到中央开会，组织人搞“五风”的材料，我是这个组的组长。通知信阳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这儿离嵖岈山40里，我马上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接到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电话，说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哩，要我去到会上。我说：我刚下来，不想去了，我要在下边摸摸情况。对方说：你要不参加得向省委请假。我只好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用车来接我。
到驻马店，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查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是来搞“五风”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点的统统集中到嵖岈山公社来。让他们谈真情。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
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上倒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县委派宣传部长郭树志来到查岈山。他曾当过公社书记，还曾出国，和丹麦国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摆在办公室墙上，在人们挨饿时，他躲在屋里偷吃牛肉。群众吃糠，大便下不来，见他把牛骨头扔了，群众去抢，好整些油出来，他不让，把抢骨头的人批斗！就是这个人，我让他写死人情况，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查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县委说：你换个地方吧，中南局来人了。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倒底是谁写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罗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是啊！还有什么话说，还狡辩什么？
应该把害国害民的制造谎言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也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头像压上千斤石头一般沉重，不仅因为事实的悲惨，而是在于这真相没有让世人知晓，我们今日为饿死的千百万农民祭奠，我们祭奠饿死的灵魂，从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谎言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