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佚名《散乐图》，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伎乐男子也都簪花
一、宋代男性以簪花为时尚
《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日本宋史学者佐竹靖彦注意到蔡庆簪花的现象，但他认为，在宋代，“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刽子手在其鬓发上插上一朵花以为其送行，蔡庆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的”，故而“一枝花”的绰号比他哥哥蔡福的“铁臂膊”更可怕。
但从前引小说里交代蔡庆绰号来历时，只说他“生来爱带一枝花”，则佐竹的论点虽可以聊备一说，但似乎过于穿凿。至于为死囚犯在处决前簪戴纸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发饰习俗的人性化举动，就像给死刑犯送上断头饭、永别酒那样，是让他享有做人最后的权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规则。
之所以如此解释，关键还是因为，在唐宋两代，簪花并不只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有权染指的。
明代陈洪绶《水浒叶子》中簪一枝花的柴进
宋代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
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到襆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
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花，分为三品：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恭谢、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一般官员雅集，也有簪花的风习。
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另据王观说，扬州也不论贵贱“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与观赏鲜花，于是，就引发了诱人的商机。
花圃原来是作为达官贵人庄园的附庸，到了宋代，种花业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新兴农业，甚至出现了一种叫作“花户”或“园户”的种花专业户。
马塍在南宋已经成为临安城花卉种植基地，“都城之花皆取焉”。由于马塍一带“种花土腴无水旱”，即便“园税十倍田租平”，花户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据叶适说，这些马塍花户深知“高花何啻千金直，着价不到宜深藏”，没有好价钱是绝不出货的。而且，有的花户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户，不愁卖不出去。
不仅杭州，苏州东城与西城“所植弥望”，扬州种花的专业户也是“园舍相望”，就连陈州（今河南淮阳）的园户也是“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与此同时，都市卖花业也红火了起来。除两宋都城外，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其喧闹程度以至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扬州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芍药的身价有时比洛阳牡丹还昂贵。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以海棠花为胜。洛阳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开时开张。在宋代都市，卖花人也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卖花声成为一首悠远的协奏曲。
簪戴鲜花固然时髦，但一来有时令限制，二来花销不菲，因而仿制生花就开始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襭，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南宋李嵩的《夏花篮图》
南宋李嵩的《冬花篮图》
二、扈三娘的“一丈青”究竟何意
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鲁智深之所以称“花和尚”，乃是身上有花绣刺青之故。至于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胜收，“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于他”。
不仅《水浒传》，作为其雏形的《宣和遗事》，对绿林好汉们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笔墨的。日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佐竹靖彦，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叫作“刺青团伙”。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绣、文绣、刺绣、锦体等别称，有时也叫雕题、雕青。雕青包含的范围较广，而雕题则专指面部的刺青。
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的泰伯、虞仲，据《史记·周本纪》载，他俩为让位给弟弟季历，流亡荆蛮，“文身断发”。文身原是南方的风习，据学者应劭解释，因南方人常与水打交道，故而断其发而文其身，“以像龙子”，意在模拟同类之形，以“避蛟龙之害”。
唐代以前，史书所载的文身习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区域，也就是柳宗元诗所说的“共来百越文身地”。唐代以后，内陆人文身就时见于文献。据《酉阳杂俎》，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而且来个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
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基本上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据《太平寰宇记》说，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并根据身上花纹多少“以别贵贱”，豪富者多，贫贱者少。《岭外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礼上，就置酒会亲友，由女伴为她在脸上亲施针笔，刺出细巧的花卉飞蛾，在其间空白处衬上淡栗色的底纹，美艳动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却没有这样绣面的资格。
大约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职业兵的文身现像已经相当普遍。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才迫不得已去吃军粮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将帅，也难免有一种自卑感。
到宋代，军队里文身更是司空见惯。宋初，有个姓张的军士，“其项多雕篆”，人们都叫他“张花项”。入元不久，蒙古军看到汉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认定文身者即原来吃军饷的士兵，就“刷充为军”。这一误解，也说明了刺青与宋代士兵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也许因为雕青率先流行于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给人以一种剽悍难缠的恐怖感，因而在北方，迟至北宋中期，刺青还是被视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侧目。不过，大约到北宋后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滨海或落后地带的区域性习俗，也不再是军伍士卒低贱身份的象征性标志，而逐步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时尚，开始受到追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风尚在南宋依旧长盛不衰。南宋都城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