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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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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们丧失了什么?不是事实、也不是理论,而是让人们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理解,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状态,它更涉及到人们的生命状态,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历史,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不能理解人类,也就无法理解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人们就是这样被大陆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经验层面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归纳可以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规律”只是一种假说,并非“真理”,它是无法“证实”的。比如从一千个个案中得出某种“规律”,但是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个个案时出现反例,那这个规律就不成立了。尽管你可能很厉害,能把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来,但问题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历史事实边界是模糊的,边界是模糊性的就意味着无法“确定”“所有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既然不能穷尽,就意味着“归纳”永远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不完全“归纳”自然不能证明规律。所以说,所谓“规律”、所谓理论或“真理”是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它的证明有自己的途径。

依据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理论(真理)与“规律”是有差别的,人们把前者称作“真理”,它不是从经验里面推出来的,而是演绎的结果。真理的证明与经验事实无关,而只跟逻辑推理有关。凡是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属于真理,因为它表述的不是事实,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

比如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句子人们认为是一个真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人类应该如何活着的道德诉求,一种道德律令。其实像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各种主义也好,其实都是从这个层面,人们认为它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人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它是对还是错,成立还是不成立。看了哈耶克的东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从经验层面去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而是从逻辑角度,就是从逻辑上得不出这个结论,那么它就不成立。

而任何逻辑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础。这个逻辑起点就是某种价值建构,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不需要证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说,人有某种人类的道德底线,缺少这个底线人类就很难被认作“人”。

那些以事实来证明理论的行为,其实是对真理的误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实证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实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就成了空谈。

假如说中国近代150年的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个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反例:苏联的历史就否定了这一点。所以说,人们的事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论和人的具体实践之间虽然有关系,但不是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但大陆历史教科书就在做这个证明工作,就在用历史事实来证明某个理论,其实它是证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种权力对历史的阉割。

历史教科书在大陆成了“思想政治理论”,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近代史纲要”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苏联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用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别的书读得不多,但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来来回回读了二十多遍,几乎能够背了。说到底,他从中悟出了的就是“权力斗争”的把戏,悟出了通过篡改历史来打击对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的把戏。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党书”。整风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党书一出,他们就一个个投降了。”“党书”是什么?党书就是《“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本“书”当时是作为秘密文件发给党内高层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被用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历史于是便消失了。这就是大陆历史教科书做的事。

第四,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

马尔库塞说,“历史是一种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大陆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必然王国”,但我要强调的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这一点是人们理解历史、是历史感的核心概念。历史是一个偶然王国,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发生都有可能出人意料。在自然领域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必然”状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在人为的社会里面,“偶然性”却无时无处不在。历史学就是要面对这种偶然性,理解这种偶然性、认识这种偶然性。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在人们的历史观中重建那种原生态的“历史复杂性”。

历史乃是人类主体性选择的结果,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非所谓的自然进程。历史是人的历史,并非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乃是指具有自由意志与行动能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他具有突破自然界或环境这种局限性制约、所谓“必然王国”约束的冲动与能力,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否则,所谓“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便没有着落。历史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状态,大陆历史教科书式的单线叙事展现的只有一种历史进程,所以造成一种必然性的幻觉。但历史过程本身是多种可能性展开的过程,复线的多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人类其实都面临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选择方式与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而每种选择其实都是为人类自身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发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智慧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某种潜在的选择路径。

人不是生活在独木桥上,而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中存在,人始终在超越自身,也正是这种超越,构成人类自身的历史。如果历史只是重复自身,那才真的只能叫做“唯物”史了。

也许作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有目的、理性的,但作为整体的历史,却是无目的与超理性的。因此,要认识这种整体的历史,就存在着某种困境——把历史拟人化,仿佛历史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一样。流行语“历史选择”之类的谰言,其实就是这种拟人化的谬误。

理解历史的问题,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本身是介入历史的。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人们的认识过程,必将改变历史面貌。这样,历史理解就成了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而不是人类认识客体的那种纯知识过程。认识历史因此就与自我认识无法分离。而这种主体性的介入状态,使得历史认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非客观进程。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历史,作为整体的历史,因此就是不可知的。不仅无法为单个个体所掌握,且无法为人类整体所把握。从认识论角度看,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全体是不可理喻的”。而大陆教科书,却提供了某种整体的历史,一种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是连遥远的未来都被纳入叙述之中,这样的“人类整体”史,除了上帝,又有谁能够写出?也许确实有某个“上帝”存在,马克思就是一个。

雅斯贝斯说“整体无法理喻”,而另一个德国人歌德却说过“个体是无法理喻”。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成立。就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要“完全理喻”同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化约、不可除尽的,其中不仅有偶然性的无穷存在,也有人类精力的有限与认识层面的无穷。人类的认识手段总是有限的,当一种新的认识手段出现时,就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新的发现,有新的领域等待着发掘;再加上人类认识的目的各不相同,所关注的层面同样是一个无法穷尽的因素,这些也就注定了历史总是需要重新写过,总是与当下的、与主体的需求发生牵连的历史。这也注定,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写作,历史的开放性,历史向未来的开放性,本身就必然拒绝任何意义的封闭,拒绝官定的历史与教科书式的历史。

人的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人在历史当中自我认识的复杂性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复杂性,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命运感,使命感与宿命感。历史人物,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但如果他觉到自己的使命,他不会放弃,而是选择突破,选择对命运的抗争。也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价值。

雅斯贝斯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由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感所激励,努力到达这样的认识:只有尽力去为不可为之事,才能达到可能性。惟有经验过充分实现之不可能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人”。

主体性的创造与追求,就是对这种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与突破,既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类处境的无奈与悲剧,而有所不为;但又不放弃自身的努力,凭意志之冲动拒绝等待、拒绝屈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历史创造性人物生命的意义,改变人类历史的力量所在。比如民国时期的一批人物,一批悲剧性人物,像陈公博、蒋介石周作人、周佛海、汪精卫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对自己该干什么,能做什么、最终结局如何,其实都具有一种很强的命运感的;如汪精卫,“精卫”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精卫填海”,“精卫衔微木,将以天沧海”,这种精神,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也正是他对历史感的体悟。不否认他做汉奸这种罪恶与耻辱,且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对这种汉奸行径必须严厉批判;但历史学要做的首先是解释与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诗才兼人才,侠义复英俊的人物,难道他就不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做汉奸的下场?不知道那遗臭万年的身后骂名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投敌卖国”,为什么?这是历史学要解释的。

所以说,历史认识需要进入某种历史心理学层面,只有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理解历史。而历史感其实就是对这种历史心理的体认。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大陆历史教科书给人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人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大陆历史教科书,却让人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们丧失了什么?不是事实、也不是理论,而是让人们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理解,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状态,它更涉及到人们的生命状态,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历史,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不能理解人类,也就无法理解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人们就是这样被大陆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那么,人们应该怎么理解历史?摆脱掉大陆历史教科书之后要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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