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误信息上作出的错误决策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错误的信息只能导致错误的决策，虽然三峡工程和“六四”都是所谓集体的决策，特别是三峡工程还经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所谓程序，但还是不能否定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和“六四”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而邓小平的信息主要来自听取汇报，并且相信汇报者所提供的信息为真实。一九八○年七月邓小平坐船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二○年九月邓小平从重庆乘船去上海然后去法国，途经三峡，船发生事故，不得不弃船走陆路，路途十分艰辛，终身难忘。船到武汉，邓小平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和姚依林，要求马上准备三峡工程立项事宜。一个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
“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时，关于三峡工程有这样的表态。低坝方案是指一百五十米方案，即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为海拔一百五十米的方案。邓小平说他赞成低坝方案，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轻信了魏廷铮的汇报，上当受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想在三峡建坝，卡住长江洪水。三峡水库要防长江大洪水，就需要很大的库容。请来的苏联专家提出了二百六十五米的方案，魏廷铮的老上级林一山提出二百三十五米的方案。最后周恩来以重庆朝天门最后一级台阶的高程为海拔二百米为由，确定二百米方案。一九九二年通过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被林一山评价为“可以做西装的面料最后做了一套马甲”。一百五十米方案，还有一个后备的一百二十八米方案，是水利部和长江流域办公室专门为邓小平等制定的骗人方案，方案的特点是移民只涉及湖北省而不涉及邓小平的老家四川省，并极力夸大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请注意不是万吨轮船，而是万吨船队。不知道是邓小平听错了还是魏廷铮有意的口误。
不过在中共的党史中，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圣旨如今只剩下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少了“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这条断头圣旨如今在三峡工程纪念馆中得以保存。这正好证明了邓小平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了错误决策的事实。
邓小平再次听取三峡工程汇报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背景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结束后，汇报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另一在场人为李鹏的妻子朱琳。根据李鹏的日记，邓小平作出指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虽然邓小平在文革中有向毛泽东认错、并表示永不翻案的记录在案，但是邓小平刚愎自用，并不是一个知错能立即改正的人，特别是承认自己受了魏廷铮的骗，赞成低坝方案，实在是难以置信。当时在场的一共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朱琳。邓小平已经去世，朱琳没有成为中立证人的资格，所以此案死无对证。
“六四”的错误信息与错误决策
同样死无对证的是邓小平关于“六四”的定性和关于武力镇压的决定，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李鹏的《“六四”日记》。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政治局常委已经就学生运动形成共识，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由李鹏主持。当天“晚八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势）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日记中没有继续记载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汇报的具体内容，也没有邓小平做的指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邓小平是在李鹏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做的决定。李鹏脑袋所存储的信息，在他日记中有所记载，如日记四月十九日记载“各大城市（十七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吴国光认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正是这天晚上，邓小平作出了学运是“反革命动乱”的定性。
李鹏在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后，与会者达成了对学生运动的新认识：“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碰头会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
李鹏的“六四”日记四月二十五日记载，“十时，去邓小平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的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地尽快加以制止。”
经过李鹏的汇报，邓小平的指示，李鹏传达邓的指示，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性质由“矛头直接对邓”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此事当事人三位，两位去世，死无对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