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伟认为，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关注台海关系，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周明伟说，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大陆的声音，而是“第三者的声音”。
“当部长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也有这样的时刻，阮次山会想，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没有离开台湾，如今过着什么生活。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当年离开的时候，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怕被蒋截回。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定居洛杉矶。此前，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
如今，阮次山说，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人是对的，政客不对。”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大陆）是很烂的，从来没有，这是本性的问题，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时，他都会去看这些书。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是慢慢被启发的，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
“非我族类，不能”
在美国办报时，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
1981年，洛杉矶《国际日报》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他以“报纸要异军突起，一定得有大陆消息”为由说服老板，在这张“右派报纸”上同步转载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
据他说，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被 中华民国政府列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亲过世，台湾一度扣发他的入境证，不许他回去奔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结识了团长何振梁、女排教练袁伟民等。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我说不必拍了，我主办的”。
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主动提供办公地点，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在家开第一次会议”。此时，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总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说，“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大陆的朋友了，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了解美国，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当他行走在“宽广”的长安街上，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他“兴奋地感慨万千”，感受到一种“归属感”。“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终于看到了。”
此时，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在纽约主编《国际日报》时，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当时，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有学生曾在演讲时质问他是不是在讨好当局。阮次山回答说：“我除了讨好孙女，不讨好任何人。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成长，快速地成长。我到美国之前，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我们中国人终于在美国社会抬头了。”
1992年跟江泽民见面时，阮次山曾说：“觉得一般人对国家的概念不够。比如讲，天安门前升旗、奏国歌的时候，路上固然车水马龙，可是没有人听到国歌要肃立。养不教父之过，你没有教他。”
“江主席听得很仔细。”他说，“后来没多久，三四个月，他就下令国内中小学校，有条件的每天升旗，没条件的一个礼拜一两次。”
有时候，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他也坚持这种“爱国”情怀。阮次山两个孙子在美国读幼儿园，假期两个孙子来北京时，他会有意给他们做 爱国(党)教育。“我问，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两个孙子答：“我是中国人。”他很满意。
他的小儿子和一名美国女孩谈恋爱，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两人结婚，原因是“非我族类，不能”。后来妻子多次从中开导，他才回美国主持了婚礼。
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
他猜测：“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他只要看我的节目，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他说，“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他说，这还是“文革”时代的思维。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说，“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我说我跟你们讲，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
“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时，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
“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他尝试过打破限制。“要一级级上去，经过中宣部、外事办，上去之后都冷掉了，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这个提法，他认为自己比“境内人士”更忠诚，“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但不可能，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表达渠道欠缺。”
然后，阮次山说，他不会因为“余热”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遗憾。但我现在没所求，只能你来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就跟当年我对江，我没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要看得开。”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大，人多，风风雨雨是难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但他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信仰共产党”。
“两回事，我们了解共产党，欣赏共产党，最后了解共产主义，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只能对宗教有信仰，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他说。
这时候，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撑。他的背有些佝偻，走路步调缓慢，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语气虚弱而伤感。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政府进行切割，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