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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噩梦 多少人活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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嵖岈山曾经是全国第一个“卫星人民公社”所在地,是“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亩产数千斤——轰动全国的样板公社,更是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反击彭德怀万言书,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时作为“三面红旗就是好”的有力证据抛出的重磅炮弹。

从二十几年(原文: 十几)前开始,每到逢年过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习俗:在满天爆响的鞭炮声中,人们成群结队,臂挎装着猪肉、白镆、烧纸的竹篮,到村外上坟,给六十年(原文:四十六年)前饿死的亲人或绝了户,没有活着的家人的乡亲的亡魂送食物,以免他(她)们在阴间挨饿.。

每当夜晚降临,原野上到处闪亮的灯火会使刚到这里的外来人奇怪:四十六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魂野鬼?

庐山会议的闭幕,中央关于“反右倾”,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示也下达到了河南省委。立即向下传达布置。重中之重的重点当然是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地区。

信阳地区一年来放“高产卫星”牛皮已经吹破了天,但实际征收的粮食与上报的数字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地委把信阳地区“反右倾”运动的具体内容规定为“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陡然降临到了信阳、遂平和嵖岈山人民的头上!广大社员被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夺走了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顿时陷入了绝境!

一时间,嵖岈山大地腥风血雨、鬼哭狼嚎。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采用的手段有:办学习班、自我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殴打……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大队成立了“教养队”,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进教养队边监督劳动边批斗.。社员冯炳银说了句:“公社食堂的饭吃了光想尿泡”,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社员李绍清饿得偷吃几口牛料,也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李凤颜裤档里藏了一块红薯,被追到家中,用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拴了一串,押到教养队。社员杨保全说了句:“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被打得死去活来,关进教养队。社员胡天玉说饭吃不饱,被煽耳光,打得满嘴是血,先在村里被斗十几场,被关进教养队罚修厕所。

信阳的县委扩大会开成了斗争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张的头发连头皮一起撕下来,被活活打死。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打人的占93%。斛山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受伤致死9人。

让我们来看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实例:

生产队会计包根胆小怕事,被公社干部看中做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其实哪有什么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经不住折腾,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叫出来,一顿暴打将他打倒在地,又被揪着头发拉起来,让他“金鸡独立”:一只脚抬起来,一只脚站到凳子上。没等站稳,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一下子摔到在地,人们冲上去又是一顿暴打,然后又罚“金鸡独立”。就这样,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最后一根细麻绳勒进肉里,捆了个“小鸡浮水”,将绳子搭到树上,把朱遂平吊在半空中。一会儿,朱遂平便满脸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终于招架不住,交代了家里藏起来的一点粮食.。

袁庄大队四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江饿得有气无力,正给牛喂草。料斗里早已空空如也,牛瘦得皮包骨,也饿得快站不起来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猪羔,两人一见,把小猪羔抓住打死了藏在草堆里,打算等天黑拿回家。不料被饿急眼了的牛给找了出来。两人正跟牛抢,牛死活不松口,正好被队长撞见。两个人被轮番批斗。袁志江逃跑两次,刘志兰逃跑6次,都被抓了回来。最后两人被双双斗死会场。

包庄大队小海眼村中农李纪安,怀里揣了一只瓢,去到土楼村食堂,想给年幼的孩子弄点吃的,被打死。死时手里还紧紧抟着那只破瓢.。

李尧大队社员宋和脖子上套着死猪娃,胸前挂着血淋淋的猪头,游街后被斗死。

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游街。6个人是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先被痛打了一顿再来游街的。这时,只见6个人全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只见他嘴里还急急地吞着雪。董运秀过去给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可是他已经爬不起来了。等来人拉他起来时已经硬了,嘴里还含着雪。其余5个人被押到大队关了起来,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几天后干部们把门打开,5个人全都直挺挺、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里的破棉花套,有的满嘴是黄土……

刘宝河生产队饲养员赵强已饿得两腿浮肿,但仍要赶牛下地干活。一天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爬到收获过的玉米秸上,大口大口吞吃干玉米叶子,嘴被扎得直流血。他突然发现一小棒玉米,想起家里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被队长阎发龙发现,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半空,用扁担没头没脑地打,鲜血顺着脚尖往下滴。打完又强迫他干活,赵强摇摇晃晃走到地头,一头栽在地上死了。

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因饿急眼了,偷杀了队里的一只羊,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捆住往树上一吊就不管了。从上午一直吊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地说:“不用你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死了。民兵营长派人把老头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信阳地区“批右倾、反瞒产、追余粮”还动用了公安机关。从1959.11—1960.7八个月时间,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死于狱中36人;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667人。

河南省委后来在给中央的检查中,形容信阳地区、嵖岈山区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惨剧时写道:“一时间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但1959年底的嵖岈山区,天塌了!

从社员的口粮到第二年的种子,甚至牲口的饲料,能上缴的都上缴了,能搜走的都搜走了,能挖走的都挖走了。这个饥寒交迫的严冬,来年青黄不接的荒春,嵖岈山的乡亲们该怎么过呢?

作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重要特征、共产主义新气象,宣称可以让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弹尽粮绝。开始还能供应点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后来只能供应能映出人影的稀面汤。开“饭”时,每家拎个小瓦罐去打面汤:大人一勺,小孩半勺。那面汤有点咸味,带点似有似无的面条味,但要喝到几乎碗见底才能看见三两根泡烂的面条。再后来稀面汤也喝不上了,大食堂只能供应红薯叶汤。即冻干的红薯叶用水泡开熬软、放一点盐,便成了乡亲活命的依靠。有的炊事员想办法,用谷糠掺水团成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后还是散开,吃的时候要用手捧着吃。咽的时候扎嗓子眼,不喝水就咽不下去,可咽下去了又扎得胃难受。到拉屎时更难受:拉不出来憋得人傲傲叫,不用手抠就出不来。

家住嵖岈山张台村的原《河南日报》社农村处处长杜时国回忆说:“幼时放学回家,有一次看见哑巴坐在红薯地里,正津津有味地啃吃一截死人胳膊。我们阳丰街也是天天死人,有的草草用黄土埋了,有的扔在街西乱葬岗里。我和奶奶常去乱葬岗挖野菜。头一天去死人还好好的,第二天去就见死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一只腿。

出生于河南信阳息县包信镇姜寨村的作者姜树青在其《“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一文中,曾详细描述过当年家乡人吃人的惨剧……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

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

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

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队长叫苗长富,49岁,说:“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口人,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就征购了10万斤,村里连红薯叶都上缴顶任务数了。

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球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

李尧大队张庄村12个娃娃每顿半勺清水煮红薯叶,只好去抓草根、草虫、树叶,吃糠吃得屙不下屎。一个月时间12个娃娃死了8个,剩下四个也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怜毛旦那娃娃临死时嘴里吞了一口黄土……

遂平县文化馆馆长周水山回忆说:“59年俺庄几百口子人,只有生产队长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有的人家死光了,死人也没人管,鼻子都叫老鼠咬吃了。”…………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达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自然村减少639个;正阳县饿死8万人,不少人家绝了户;新蔡县饿死10万人,至今仍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嵖岈山卫星公社原有人口四万,三个月期间饿死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竟达12000之多!

而这不过是信阳地委自己上报的数字。据当地群众的估计,以及国外一些机构统计估算,全地区饿死人数当在200万以上!

当信阳和整个河南省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捂盖子已经捂不住时,吴芝圃抢先将路宪文和一批县委书记逮捕,以作替罪羊。直至河南全省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只得派出陶铸、王任重带队的工作组,在全省农村进行所谓“民主补课”、“揭盖子”运动,又一次将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和县委干部打成“国民党复辟势力”,残酷批斗、无情打击。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所谓“民主补课”的提法出自于1960年底信阳地委的报告。信阳地委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大批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漏网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结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于是,河南和信阳地区又一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大批基层干部被揪斗、被殴打、被关押、被判刑,替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承担罪责。有的县委书记甚至被迫全家自杀。群众中又扩大名额,新划出一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中原大地重又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原省委书记吴芝圃则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了事。

发生在嵖岈山区以及信阳地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全中国的这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不用说今天的年青一代对这幕惨剧所知甚少,不甚了了;即使是经历过那段噩梦的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脑海中的印象和记忆也会越来越淡薄。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老照片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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