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真正的、活的图书馆
我们机构，新公民计划成立于2007年，这13年来一直都在流动儿童教育这个领域工作，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挫折感、无力感也是非常多的。
现在我们机构有八个同事，一个在做基础数据的研究分析，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图表，还有一个在做这43个孩子的返乡追踪，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剩下的人都在参与直接的行动，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微澜图书馆。
我是一个16年的全职公益人，应该算是公益圈的OG，老炮，虽然看起来没有很老。我可以很坦荡地告诉大家，微澜图书馆是我做公益这么多年以来，做过的最喜欢、最认同的事情。不管新公民计划这个机构未来能存在多久，能不能活下去，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把微澜图书馆永远永远地做下去。
为什么是图书馆呢？首先是因为阅读，以及图书馆所支持的自由阅读，它会带来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是可以超越高考，超越应试教育，对于这个群体的孩子来说是受益一生的能力。
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从学校和家庭获得很多课外书的资源，低收入的家庭只能靠学校的图书馆，因为我们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远远触及不到这些城市边缘地区。
《阅读的力量》的作者史蒂芬·克拉生，他们的团队做过一个全球40个国家学生阅读能力的研究。他们发现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只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二就是学校是否有图书馆。
这个研究有很大的振奋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至少从一定程度上，学校的图书馆是可以抵消家庭贫穷、社会经济地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但是，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
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这些学校没有图书馆？第一个现状比较容易理解，根本没有书，民办的打工子女学校老板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花钱。我在2017年曾经采访过一个办学者，当时旧的校区因为拆迁被关闭了，他就去一个职校租了一栋教学楼，继续办学，而且提高了学费，打算吸引打工家庭中的高收入一族，走高端路线。
但他们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他当时听我问到这，一拍大腿说，对，我打算趁寒假去废品站淘一些书，放到班里面当图书角。没有书，真的没有书。我举例的这个老板，已经是比较重视阅读的一个办学者了。
现状二，大部分的学校都是这样，多年来接受社会捐赠，收到了之后就往仓库里面一放，门锁起来。比如说这张图，是北京昌平的一个学校，2005年的时候就接受过姚明，以及随姚明而来的NBA联盟、方中信等等的捐赠。
他们盖了一个独立的彩钢板房当图书馆，配了书架。捐来的书也是好书，什么德国儿童百科，获奖的儿童文学，很多。但是2017年我们去到图书馆的时候，就是打开了一个尘封12年的仓库，地上的灰尘厚得，当时我们的志愿者从家里拿了两台吸尘器，搞卫生都搞了一个月。好多书放在窗边，因为漏雨被泡了，发霉了。
还有这种情况，常年不开放的学校图书馆，堆放了不要的桌椅，舍不得扔的沙发，发不出去的教材，这些房间根本不配叫图书馆，它最多只是一个仓库。
第三种情况比例很低，有一些学校会配一个兼职的老师来管图书馆。但是像我前面说过的，打工子女学校老师的课时任务是非常重的。一个要给全校上课的美术老师，下午放学了要跟校车，中午要在食堂执勤，让他来管图书馆，根本不可能。老师的精力，连从二手图书里筛选出适宜的图书都做不到。
我们在很多不开放的图书馆书架里面，见到了这种社会捐来的二手图书，《犹太人惹了谁》《季羡林病榻杂记》。
一边是想看书却没有书看的孩子，一边是书被锁在房间里，锁在仓库里，这怎么办呢？
我们来开吧。从2017年10月开始，我们在北京开了第一批的两个分馆，分别位于朝阳的东八间房村和昌平的水屯村。我们选择第一批合作学校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去做接盘侠，你有图书馆开不了，我来帮你。
学校非常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去接盘的，学校只需要开个门，其他都不用做了。我们管图书馆前期的准备工作叫开荒，特别形象。从书里面筛选出合适的图书，改变书架的位置，设计出一条还书借书的图书馆的动线。
然后为每一本书贴码，录入，分类上架，写索书号，完成一个现代化的、具备可持续开放能力的图书馆的基本条件。
从2018年4月份北京的第6个分馆开始，我们也去到了一穷二白的学校，什么都没有，只给我们一个空房间。我们开始筹款买书、买书架，受限于学校的条件，我们的书架和大部分的桌椅都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
北京的很多分馆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条件是挺艰苦的，但是从骨子里，从灵魂上，这些房间不一样了，它们有资格挂上“开馆啦”的牌子。
在公益领域，图书馆确实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捐书的事大家都听过，但是打工子女学校图书馆开放不了的本质原因，是没有人。把书往学校一捐，期待学校就能够负责地开放运营起来，只是忽视现实的一种一厢情愿。
所以我们采取的就是最直接、最麻烦、甚至看起来最笨的方式——捐人，而且是持续地、没有终点地捐人。
从2017年10月到2019年12月，在北京和广州我们已经开了47个图书馆，其中39个进入了开馆运营的状态，所有的开荒和开馆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
进入开馆阶段，每周一次，每周三次，甚至每周五次，每个分馆每次都需要两到三名志愿者，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这些志愿者，我们管他们叫馆员志愿者。
上岗之前要先通过考试，我们有一套上万字的培训教材，线上的测试必须高于80分才能上岗，不过可以反复地考。能在工作日到图书馆去服务的，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全职妈妈、退休人士，还有大学生。
但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你也想参与，我们还有另一个岗位，叫做馆东。听起来也很简单，图书馆的股东，图书馆的东家，你可以选择一个分馆成为馆东，门槛只有一元，持续地月捐，每个月超过一块钱，你就是这个分馆的馆东。
馆东们会召开馆东大会，从中选举出理事，来承担这个图书馆组织协调的运营工作，大部分都是可以在线上完成的。
还有一些自带流量的人士，这位大家可能认不出来，想参与得比馆东多一些，就可以来做我们的一日馆员。分享你们的体验，传播微澜的故事，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
我一直觉得微澜志愿者是图书馆的脊梁，47个图书馆如果只靠我们个位数的全职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它靠的是上千名志愿者过去两年持续的付出。
在北京，服务时间最长的是红姐，我们管她叫“服务之星”。红姐是北京本地人，她在微澜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
从2018年4月到现在，她的服务次数已经有190次，累计1400多小时。190次是什么概念？除了寒暑假，一周7天她可能有5天都在图书馆。她常去的有三个分馆，近的她坐公交车大概半小时，远的她需要倒三趟车，单程两个小时，这都是她的射程范围。
我特别喜欢分享红姐的故事，是因为我在微澜真的见证和陪伴了她的成长。红姐退休前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她很担心自己只能做一做搬书的工作，电脑她也不太敢操作，还不好意思问我们。一开始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沟通，常常忍不住就大嗓门吼起来。
但是现在，一个分馆大大小小的繁琐业务，借阅系统，她全部都能独立操作。一年前我发现她开始看我们推荐给孩子的好书，在去图书馆的公交车上，她在看《窗边的小豆豆》。最近这个学期能耐又长了，她从图书馆拿几本绘本故事，跑到低年级的班里面去跟老师说，我要来讲故事。我问她，你怎么会讲的？她说我看过你讲，有样学样，孩子爱听。
微澜有一个核心的思路，叫做“微小的行动带来改变”。志愿者在图书馆从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很简单、很容易上手的。借阅登记，书架整理，这些看似重复繁琐的工作中，微小蕴含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个原因，微小意味着服务质量的保障，我们从事的是儿童服务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是可靠的、可信的。第二，微小意味着更广泛的参与，更低的门槛。
流动儿童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融合问题，当城市公众走进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女学校，你会意识到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不再是新闻里面的词汇，不再是某个群体身上的标签。
他们是远远地在操场上看见你，就会喊“阿姨，图书馆今天开不开？”的孩子；他们是放学了以后，会拿自己做的很无聊的小玩具来跟你分享快乐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在班里受了排挤，来图书馆听你讲一个故事，就能从愤怒中平静下来的孩子；他们也是期末了会突然来告诉你，“阿姨，我下个学期要回老家了”的孩子。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不能在城市里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民办打工子女学校能不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微澜图书馆做过服务的城市公众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也许2018年发生在苏州那个公立学校里，“家长要求跟借用校舍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学生之间建一道隔离墙”那样的事件，在未来会有不同的走向。
卑微呐喊
可能有人会担忧，在这样的学校建图书馆，会有孩子来吗？毕竟在很多城市家庭，孩子是有书也不爱看的。可是我们在学校里实地感受到的，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的对阅读的渴望。
这张图是北京的西南五环角落里，大兴的一个打工子女学校，我们叫微澜8分馆。当时志愿者还在开荒，录入图书的阶段，门口就已经有孩子来围观了。
当天的志愿者在值班日记里面写，“不用抬头，我也知道他们还隔着门在围观。我每拿起一本书扫描，朝外的封面正对着他们，有个女孩报出书名，‘西游记——‘，引发一阵欢呼雀跃。有个老师为了缓解我们的压力，来驱散他们回班，他们不肯走，继续留在门外。我听到一个女孩说，他们好辛苦，比农民工伯伯还辛苦。”
每个分馆开馆后都会经历排队借书的场面。
图书馆的条件有限，跟大家去过的国图、广图是截然不同的环境，看书入迷的孩子们有蹲着的、坐着的，甚至趴着的。
学校有了图书馆，原本午休时站在角落里执勤的孩子也变换了姿势。
我们想做的是用足够长、足够多的开馆时间，让图书馆成为一种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理所应当的存在。没有什么喧哗的活动，我们所坚持的就是图书馆的本分，稳定持续地开馆，给孩子们时间去感受图书馆是什么，去体会阅读。我们的一位志愿者说，当这些孩子有了阅读的力量，他们也就拥有了对抗世界的力量。
所以请大家记住我们，微澜图书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和广州在工作日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做馆员，没有空的朋友也可以做馆东，各种岗位任选。
“微澜”是什么呢？字面的意思是微小的波纹，就像浪成于微澜之间，我们相信微小的行动也可以带来改变。
还有一个词叫“死水微澜”，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户籍制度问题。大家肯定都能理解，作为一个民间的草根公益机构，想要撬动这个问题的改变，无异于面对一潭死水，但是死水又何妨？死水也会有浪成于微澜之间的一天。
我们机构的公众号上曾经有一个专栏，叫“卑微呐喊”，用来分享我们的服务群体，也就是民办打工子女学校里孩子们的文字。因为杨绛先生曾经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我选了很久，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来自北京的12分馆，就是那个去年底被拆掉了的学校，一个五年级的男生写给图书馆的一封信。
他说，我最爱看的是《查理九世》，但这个学校下学期就要拆了，所以我怕再也看不见你们了，有时候我就自己偷偷地哭，图书馆阿姨，你们辛苦了，你们歇歇吧，新年快乐。
从这个孩子的信里，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学校要拆了。从去年12月，经历了疫情，到今年的暑假，微澜在北京合作的打工子女学校已经被拆了6个。
作为一个服务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在这里也发出一声我们的卑微呐喊：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管理者，承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城市责无旁贷。
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享有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每个儿童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每个流动儿童都能成为“新公民”。
最后，我分享的是我们团队的工作，特别感谢我们机构的每一位同事，特别是左樵，左老师。
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