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把欧阳柏找来谈话。一谈之下，欧阳柏却说他只是在《新观察》当编辑时，因组稿关系认识了王超北，王超北谈过一些别的内容，他记录整理过。后来，王超北说，还有不少材料，愿意找他整理。他听了听，也觉有意思，便答应了。问及西安地下党那个机关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说之外，实在一概不知，和他们也没有别的关系。至于我提出的李犹龙是个什么人，什么背景，他根本不了解。关于我们说的以国民党面目擅自打死并未招出什么的共产党员是犯罪，他说他连想也没想过，只以为王超北那么干就是革命的。他是个候补党员，对党内的一切，茫无所知。
当时中宣部认为欧阳柏问题重大，可能也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许力以多次来我们出版社坐催此案。主要负责谈话人（即审讯人）是我。可是无论我怎么问来问去，都只有这点材料。那个欧阳柏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记者，按其历史，按其对共产党的知识，实在也不像是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当时我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个坏蛋，把反革命历史当革命历史瞎吹。可是这个欧阳柏实在不像参加了他们的阴谋，难以判罪。我把我这个“审理结果”汇报上去。中宣部也跟他谈过几次，并未发现超过我所得的材料。但是，却从中直党委通知下来：停止给欧阳柏这个候补党员转正，并停止他阅读一切文件刊物、听一切报告（包括普通非党编辑听的报告）的权利。这个决定，是1962年做的，连续执行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我们社党委也曾几次提出：他并未划成什么分子，又没开除党籍，连编辑听的报告也不让听，是否重了？但提了无用，还是这样对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