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志，他也说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只是反复地说：“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写一个性格……我们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泪，一面觉得冤，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另一面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习仲勋尚如此，其他何必论？
当时，茅盾写了一段读书杂记，称赞了我这篇《月夜清歌》，谈到了它的优点就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很耐人寻味。我自己也觉得这篇东西尚不那么简单化，但是，那时候就是提倡简单，“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罪，茅公也保护不了我。
但是，经过文化部给了处理（李琦谈话，我下放农村）之后，并未对我公开点名，这是极其宽大的。后来我想过，也许是邵荃麟、李琦同志他们的保护，得使我侥幸过关。但是，这件事已经预先吹来了一阵风，告诉我前途不妙。
碰到这种事的，不止我一个人。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被说成“影射&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