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允许他听报告。但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但他的这点“政治权利”被全部剥夺，而且给他这一权利的人也落了个“招降纳叛”。
他们的案子没有完全结束。波浪就冲到了我身上。这时到处在抓“反党小说”。我前一阵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落入网罗。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将反党小说搜集一批报上去。作家协会党组赶快翻刊物检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样子。最后作协党组开了会，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消息是黄秋耘秘密告诉我的。后来，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还专就这两篇小说的问题和我谈过话，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刘近村编一个队，却叫他“领导”我。我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我始终都没有想清楚，写这两篇小说时我记得是很含蓄的，非常小心。一篇《访旧》，说的是一个烈属，丈夫死了，儿子没多少出息，她倔强地在农村里生活，既不接受村里的救济，也谢绝了当年老战友的关怀。她像从前一样在炕头上做饭招待老战友，含泪送他走，但是她不能进城去享受对她的优待。据说这是攻击了社会主义优越的制度。另一篇《月夜清歌》，写一个歌喉极好的女孩子舍不得家和爱人，谢绝进城当演员的邀请，活得倒挺愉快的。在这一篇里我联想到，假如她接受别人的邀请，进城去，那会有什么变化？联想到普希金《驿站长》里那个跟军官跑掉的驿站长女儿，这样的联想好像有点“意识流”吧。反正，这也成了“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