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3日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联邦党人学会年度大会”致辞。阿利托与托马斯是最高法院里最坚定的保守派。随着保守派巴蕾特大法官的加入，人们对最高法院在如何捍卫宪法权利上寄予厚望。
阿利托在会上严厉地指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面临严峻的考验，最高法院应致力于捍卫宪法权利。当今美国和最高法院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言论自由不再被视为最重要的宪法权利之一。言论自由是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而宗教自由有成为二等权利的危险！
“我们应该欢迎就重要议题进行理性的表态，即使我们不同意发言者的观点。不幸的是，现在许多法学院和学术界缺乏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
当你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时，会被认为是“偏执”。
2020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结果裁决LGBT（LGBT族群，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双性人、酷儿、无性恋等）员工同样受到1964年《民权法案》(CivilRights Act，TITLE VII)第七章的保护，该条文禁止雇主因多种原因歧视员工。投反对票的三位大法官是保守派阿利托、托马斯和卡瓦诺
全文：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在网络上为联邦党人学会年度大会致辞。通常致辞在现场，并且是在每人酒足饭饱之后进行，大家心情都非常愉悦，容易对讲员有比较好的评价。这一次呢，我是对着镜头在讲。这种感觉很怪异。就好像你今年如果看大联盟的棒球队比赛一样，你会看不到看台上观众，但是这些球队为了让球员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现场比赛气氛，球队用硬纸板把人像放在座位上，并且用预先录制好的欢呼声。我想过让大会安排者也类似的安排我的演讲，不过这就使得整个场合更加诡异。不管如何，如果你现在想在家里面享受一杯鸡尾酒的话，就请自便。如果你想要向我丢烂番茄的话，也可以，因为损失的只是你自己的电视荧幕。
如果你有观看过今年这一个大会的一些节目的话，希望你能够觉得他们不但引发思考，并且有所裨益。这个大会有很多不同的讲员，他们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的人们可能是第1次观看联邦党人学会的年会。也许他们听过一些关于联邦党人学会的不实报道。让我先为这个联邦党人学会正名，就是他们是什么，不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我多年来一直是会员。
联邦党人学会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发声代言机构。与其他的律师协会不一样，联邦党人学会在各种事情上不持任何立场。他们不会去国会游说，他们不会提议任何具体的法律，他们也不会向最高法院或任何一个法院来呈文。联邦党人学会召开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在会议上公开，文明地讨论和争论有争议的议题。
多数参加的人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希望能够保护一个法治社会。会员可能对于很多重要的议题持彼此相反的意见。协会在1980年在开始进入进入法学院，现在在大约200个法学院有分会。最好的法学院的校长都向我们团体鼓励公开文明的辩论表示赞赏。另外一位高法大法官卡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法学院做院长的时候，她曾经在联邦党人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这样说，我爱联邦党人学会，当听到一阵掌声以后，他又再说了一遍，我爱联邦党人学会，但我们并不是同道人。她的话显现出了我们宪法所维护的言论自由，我们也必须继续维护它。在我们面对的重要议题上，我必我们必须允许与我们不同观点的人说出他们要说的话。不幸的是对于这种反对观点的容忍已经是凤毛麟角。我在与那些法学院毕业生交谈的时候，发现现在对于那些与法学院的主旨思想相左的意见，越来越使他们受到他人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在法学院里面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联邦党人学会主办的演讲，殊为重要。
反对者们已经在企图禁止法官参与联邦党人学会。他们成功的话，他们下一步就是禁止法官在联邦党人学会在大学校园或法学院所举行的讲座上做主旨发言。有4位上诉法院的法官写信表达了反对那些希望禁止法官参与联邦主义者协会的人的意见。这封信的签名者，包括超过200名法官。因此这个禁令暂时没有实行，我们应当对这参与签名的200多位法官表示感谢。
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是在疫情中看宪法保障的权利。这个主题主要是要反映我们今年所经历的新冠疫情带来的过去8个月生活的极大的转变。很显然，这场瘟疫带来了非常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对于依法而治这个原则来说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下面要说的，我希望不被别人歪曲和误解，但是我在华盛顿已经20多年，所以我并不抱太乐观的期待。
这场瘟疫带来的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象过会发生的。请注意，我没有淡化这场疫情对于公共健康的危害性。除了几个高法要遇到的官司之外，我也没有要说这些抗疫禁足的行政命令到底是否合法。也没有评论这些禁令是否是利大于弊的政令。因为我不是法令的缔造者。我所要说的仅仅是如下事实，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对个人自由限制如2020年一样严厉、广泛和漫长的禁令。
设想一下，通常被言论自由所保障的现场活动，包括演讲、授课、会议和敬拜活动都不能进行。
在复活节教堂居然关闭了，犹太教的会堂在逾越节和赎罪日也没有开放。
那些需要把法律诉讼带到法庭上的，或者是需要保护他们宪法所维护的权利的人呢？所有的联邦法庭都好像不存在。能够想象出这种情况吗？这个疫情好像是对我们的宪法进行了一次应激试验。这个试验能够让我们在疫情之前已经有的很多潜在的危险浮出水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行政机构绕过立法机构，而通过行政令取代立法功能。20世纪的激进派人士30年代新政奉承者所看到的前景就是，随着20世纪的推进，我们的立法权会从那些思想封闭的民选议员转移到一群被任命的精英专业人士的手上，他们会做出更加科学的政策。他们这个梦想已经相当一个程度上实现了。在过去的每一年里面，这些精英分子通过他们所影响具有非常宽限授权的行政机构发布大量行政命令，远远超过真正通过民选出来的立法机构所拟定的法律。我们在疫情中看到什么？就是那些给予行政者有相当大执行空间的，对自由有覆盖性限制的法令。
因为我们在审核内华达州关于新冠法令的案件，所以我就使用内华达州法律举例。内华达州的法律允许行政长官在发现自然或人为的紧急情况或者有巨大灾害的时候，州长可以行使权利，功能，职责以保证或增进该州民众的安全。这一法律给州长有非常大的执行空间，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我现在要郑重的说明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像这样给执行官有很大个空间的法律不恰当，因为要授权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突发性事件。所以我不是要评论这个法律对还是错。我要说的是另外一的观察，就是我们在这个法律和这个法律的应用上，看到一个我们已经在最近很长时间里面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政府越来越偏向让行政机构通过所谓专家或是说科学家，直接制定政策。还有，把有这么大的执行空间的权力交给行政长官当然会有被滥用的危险。不管你认为这些疫情中的禁足令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会成为以后经常被政府使用的工具。另外一点就是什么才是紧急状态或者是巨大灾害。我们不能够让人光用这两个标签放就夺去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凡是我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最高法院或其他法院就不能不加以注意。
法院在这危机中起了什么作用呢？疫情中禁足令是否符合宪法已经被挑战到法院。支持者主要的根据是1901年关于麻省天花疫苗的一个高院判决，这个判决维持了低等法院认为在疫情的情况下，强制性的进行疫苗接种符合宪法。我个人也认为不要让麻省的天花蔓延到全国是一件好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这个案子的解读有全面观。这个案子是针对当时局部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涉及的权利也局限在在一个局部情况的解决，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如今天所见的禁足令的封闭范围和时间的长度。这个案子并没有给所有的行政长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有毫无限制，不能被审核的行政权。
正如同疫情中的这些法令所显示的专家治理这个倾向，围绕着这些法令的诉讼，也显示出对于个人自由的看法的发展倾向。我痛心地说，改变特别明显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现在在很多场合宗教自由成为了一种被众人轻视的自由。回顾一下19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变化之大。
90年代高等法院审判审理过的一宗法案，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第一修正案里面关于自由活出信仰的保护。对此，国会马上作出反应，通过了一个宗教自由恢复法案，以保障宗教自由得到最广泛的保护。这个法案，几乎得到全体支持，在众议院全票通过，参议院也是97:3，当时的克林顿总统非常热情地签署了这项法案。今天，对于宗教自由这样广泛的支持已经不见了。当某些州希望能够有同样的法案来保障宗教自由的时候，他们被以经济杯葛恐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