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自由的另一个代价，是对不完美的宽容；如果世上的任何不便，都成为向某些“救世主”让渡更多权利的理由，那么，自由就会被侵蚀殆尽。
——托马斯·索维尔
丨“理念人”何以成为灾难制造者？
托马斯·索维尔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他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讲授经济学课程，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索维尔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索维尔发现，很多时候，声誉显赫、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良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但知识分子却常常无视那些灾难而固执己见。
此书主旨即在于批判知识分子的言论判断即便不符合事实，或者造成巨大灾难，却往往毫发无损。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似乎拥有一般社会成员并不具备的特权，其言论行为被免除了社会责任，处于无可苛责的状态。
索维尔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大致排除了科学、技术类、医科、金融类等领域的“科技知识分子”，而专指以“处理理念、观念”的“观念知识分子”，所谓“理念人”。
科学、技术类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外，是因为这些知识、技术从业人员的工作结果一般要经受现实标准的验证，或真或伪，或高或低，一般都有现实验证的可能性。
复杂、纯粹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单、实用如建筑师的大楼、医生的处方或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或远或近、或迟或早，都能够得到逻辑或事实的验证，而这类知识分子的声望、名誉乃至报酬和财富，均会据此而变动。
但是，观念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以生产、传播、消费某些观念、理念、理想为业，据此换取报酬、财富、声望乃至不朽的名誉，但却似乎豁免于现实原则的验证。
在观念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里，知识的市场机制似乎失灵了。
丨思想市场的失灵
现代观念知识分子的言论免责现象，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自从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工业化时代而到来，人们曾尝试建立诸多制度和理论，来理解、调节和管理思想市场、知识社会。
第一种取向，是采取思想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理论。其经典理论认为在保障表达权利的前提下，让思想自由竞争，可以去伪存真、优胜劣汰，即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
但是，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如同完全市场的假设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美好的假设或者理想。其中的原因很多：
一来是因为芸芸众生的思想生产力和知识话语权并不平等。
二来，辨明真理的思想市场需要高度发达的思想生产逻辑和言论交流规则，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无成本的”的知识市场基础设施（所谓自由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高度发达的昌明法治、强劲文教加以保障。
现实往往缺乎此，从而思想市场往往失灵。
第二种治理思想市场、知识市场的取向，是采取精英主义的专业组织自律，将知识的判别权力交给知识分子分化而形成的专业共同体，由其通过行业自律，来甄别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贡献和声望，其最易理解的特征就是“同行评议”。
知识分子通过在职业团体中经受同行审查而发表成果、创造公共知识，通过贡献于学科、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而获得声望，而在其成就被同行否定、抛弃或超越时，承受专业声望及其附属的业内报酬的下降、消失等代价。
专业知识分子团体自治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制度来保证，比如终身教职、学术自由、创造发明优先权竞赛、引用数量排名以及保护知识创新的产权机制等职业特权与职业规范的建立。
第三种，存在着伴随着知识商品化、市场化而产生的一个思想、知识经济领域，即知识生产与消费的市场经济。这个领域更多地受到纯粹市场化的生产与消费规律的调节。
比如，现代大众传媒的收视率、收听率或者订阅率，对于很多“媒体知识分子”是绝对的权杖。有些人一旦被传媒受众抛弃，其市场价值就会呈现下跌态势，而为理性的媒体经济所抛弃。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规制思想、知识市场的方式，看上去都不是那么靠谱。市场知识分子有时靠炒作、丑闻、八卦等吸引眼球就能赚钱，“眼球经济”此类现象屡见不鲜。
另外，有些专家在专业领域犯错误，往往也得到免责的豁免权。即便在专业领域，因为体制惰性、意识形态派性以及小集团主义等原因，犯错的学术知识分子一般也很少受到惩罚。
学术制度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机制，并不如理想主义者设想得那样运作有效、出手迅捷。
丨随便说，说错了没啥
越出专业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索维尔在书中也着墨颇多。他尤其针砭了声名显赫的专家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发表的大量“非专业”或“公共”言论的现象。
其中很多言论今天听起来其幼稚愚蠢的程度令人咋舌。比如在“二战”爆发的前夜，罗素主张废掉英国的陆海空三军；萧伯纳认为希特勒着手管理的欧洲可以让他安心入眠，而责怪美国人“过于畏惧独裁者”。
这类越出了知识分子专业领域的言论，并不比报头刊尾的读者来信或者街谈巷议的大众闲谈更具备“知识含量”，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名人效应”，往往具备放大了的社会影响力。
当前社会中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院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终身教职），多为专业领域内的狭隘专家和职业保障无虞者。
他们在公共领域内的“胡言乱语”，一般不会影响其职业保障（不会因此而失去终身教职），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退出成本极低，从而导致其提供的公共知识产品质量缺乏保障。
通俗地说，就是“说错了也没啥”，因此就“随便说”。
在这里，权力与责任是不对等的。观念知识分子在思想市场、观念市场上成为拥有特权的卖家，却缺乏制约其话语权、市场统治权的对等机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理论、言论被现实颠覆的观念知识分子，其言论仍在流传，拥趸仍然存在，其观念的铁蹄，仍然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跑马圈地”。
市场机制、专业机制和公共责任伦理机制均告失效，使得知识分子的苛责问题显得困难重重。
索维尔此书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侧面：
知识分子应该对其思想言论的社会后果负责；必须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特权，尝试建立思想言论的问责制。
当然，如何约束知识者的特权，如何建立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问责制，则是一个歧义丛生、众说纷纭的问题。
我们自然无法主张思想管制，但又如何规制思想市场，建立言责自负、言责一致的思想市场机制呢？是强化法治治理？还是进一步整固行业自律？是强调事实验证？还是遵循逻辑推理？是依赖规范衡量？还是高呼价值判断、道德判断？
这涉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中一些最复杂难解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答案，问题仍然是开放的。但是，索维尔所揭示的诸多历史事实的触目惊心或滑稽可笑之处，还是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正如索维尔所认为的，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对症下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他们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固执己见，而灾难的受害者——普通人，依然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也是21世纪的现实。
清华教授刘瑜老师说：《知识分子与社会》如果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20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北大教授何怀宏：《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北大教授郑也夫：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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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转载自《新京报》，原标题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