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
对于上述通知内容，笔者还有几点想说的：
首先，华侨们的赤子之心可敬。身在海外的华侨对大陆的历次运动的了解可能更真实些，他们那些在国内背着有海外关系的国内亲属一遇到运动就被审查的遭遇，他们也不会一点不知道，但他们仍然能够冒着《通知》上所说的危险给国内汇钱，就是凭着他们那份深爱故土的感情和让那些被他们牵连的国内亲友生活能够改善一点的想法。
其次，《通知》上所提到的禁汇和限汇国家不能完全理解为对大陆政权的经济封锁，实际上有些国家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采取了禁汇和限汇的政策，比如缅甸在1948年9月就规定了非经申请许可，不得往外国汇款的规定；菲律宾对于侨批局的限制也是在大陆政权建立之前。东南亚国家的禁汇与限汇，更多的因素应该是出于对自身经济的保护的目的，因为这些地区华侨的经济实力实在是在当地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些国家也需要资金在二战后重建家园，当然如果说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以大陆政权对国内民众一直以来强硬的思想宣传的教育来看，《通知》中要求侨眷们在回信中“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悖于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政权的宗旨，放弃了对生活在“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同胞不多的“拯救”机会，其目的就是让资本主义肮脏的钱多一些流入到社会主义的口袋。因此，我们只能相信经济的利益要高于政治的目的，即使在伟光正的中共国也同样如此。
最后，《通知》通篇都以保护海外华侨的安全为出发点，处处为华侨着想，但海外华侨能够多年源源不断提供侨汇，其内心最期盼的是国内亲友的平安。虽然政府一直以来在经济上对侨眷、归侨的政策较为优待，但具有“海外关系”的他们在政治上一直以来都是被“准专政”的对象，一旦有大的政治运动，受伤害的都少不了他们。1969年10月广东省就出台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的，要从严处理等等规定；而文革中被抄家的侨眷、归侨家庭更是数不胜数。
《通知》中举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大陆的侨汇政策，“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起草此文件的人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但已能说明问题了：山迁不够，益万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