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华逝世后的追思会上，杨奎松说了这番话：“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他们的家，……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高华）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文化革命的研究受制于政治正确，相比中共党史的研究，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岂敢期待优秀的文革研究著作，即便够格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本书的问世，或可宽慰高、杨诸公内心的寂寥：在这条冷清的路上，一位后生来了。
李伟东，黑龙江人，贫农出身。曾就读山东大学俄语系，期间率十九名农民工去俄罗斯务工半年，为山大学生第一人。毕业后赴齐齐哈尔作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俄语翻译。渐觉寡趣，毅然停薪留职，在虎林县包地250亩种植水稻。家庭农场美梦未成，立即投考了北大社会学系，得逞，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敝人亦曾混饭此间。2006年该院旧友纷纷推荐伟东于我。一年后他追随我，挂职读博。此与官员挂职读博殊为不同，社科院本来就是每周上一次班，其余时间自己钻研。不过是研习地点和师傅的转换。学界中人自然知晓，选题之于博士论文要紧到何等程度。一日，他忽对我说，追随了一阵周孝正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以周老师中学所在班级，即文革期间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作其博士论文题目。他说时哆哆嗦嗦，自忖八成要泡汤。没想到导师当即允准。因种种原因，高三五班未能深入。时不待人，且听说伟东要做文革期间的一个班级的研究，便有戴建中老师帮他介绍当年其就读的清华附中高631班。一来二去，题目换成了高631班。跟着他的研究，我这个当年北京六六届的初中生也开始更为严肃地思考并未忘却的往事。
我的好友朱大年（朱熹后代，北京三中四三派领袖。文革后期去插队的火车上，看到领队的是本派人，为躲避日后挨整，密谋篡改档案，从此更名为张忠。直到前些年赴美，“朱大年”才重回这个世界）对我说过：北京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因为陷在出身问题的泥潭中，一直没能进入文化革命的运动中心。我以为他说得准确。但从口气上判断，他似乎略感遗憾，当时忘了求证。那个疯狂的岁月中，有了机会哪个少年不跃跃欲试，而当时大年兄是有机会和位置的。
40年后作马后炮式的思考，我以为，当时北京中学生运动未入文革运动之腹地，是个幸运。因为“腹地”其实是党内斗争，是贯彻毛的阴谋；而中学生卷入的“出身”泥潭才是“新阶级”与大社会的冲突所在，其中暗含着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挑战，是天真少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揪刘火线”其实无聊透顶，是千万人为独夫当枪使；出身、阶层才是真实问题，关乎社会公正。为什么大学的两派早就超越了出身的争论，更热衷猜测和紧跟毛打击高层走资派的宏图，而中学生们却执著于谁是好汉、谁是混蛋的恩怨，忘却了领袖的大略。我以为，是中学生与大学生，即少年与青年的性格差异所致。对干部子弟而言，同为歧视其他阶层，少年会表现得残忍、露骨、赤裸裸；青年则由于世故往往打上了包装。同样面对利益的诱惑和占有——即对革命接班人地位的垄断，少年更易产生动物性的本能快感；青年则更会考虑策略，以不使自己孤立于群众。对非红五类子弟而言，少年会耐不住性子，非要喊出皇帝没穿衣裳；青年则可能更讲实惠，少惹是非，避口舌之争，力求暗中改变自身命运。中学生比大学生更热衷于出身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孩子气，易于卷入意气之争。说其为“意气之争”的一个论据是，分配工作的时候是明显讲出身的，两年前大辩论中反出身论的中坚分子绝无奋起抗争者，那么当时的争论是为了什么呢，是以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和社会历史吗？或许小有，但笔者以为更大的驱动是一种“意气”：利益你占就占了，话别说的这么粗暴。
攫取权力的群体不更多地捞取利益是超出常人想象的。更何况在江山易主、大权初握之际。本朝与历代统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赤裸裸地宣讲阶级路线，制造分裂，剥夺其他阶层及其子弟的基本利益。权势阶层的利益有无数谋求和捞取的渠道，完全用不着赤裸裸地宣讲阶级路线，打压其他阶层的子弟。这得不偿失，荒诞绝伦。其一，失去了李世民“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遂使王朝不衰的谋略。其二，让自己的子弟处于孤立尴尬的境地。其子弟本来可以与同窗少小无猜、和睦相处。但出身的标签提醒大家，首先是他们自己，大家是不同的。少年人从来就带有来自本能的动物一般的自私性，要靠文明去抑制、打磨和包装。阶级路线反其道行之，不抑制，不包装，反而鼓动、激励，令子弟们走向极端，孤家寡人。微观发生的是，新贵的子女们进入了北京最好的十余所中学，而这些学校中更多的学生是前朝小康阶层的子弟，表格上填写的是“职员”。这很好理解。学校凭分数录取，职员是个包容巨大的阶层，其中不乏文化资本优越的家庭。而前者不过是大革命后打入庞大都市中的一小撮。于是在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陷入汪洋大海一般的出身职员的同学中。
以我所在的北京八中的班级为例，全班43人，红五类（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13人中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各1人。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干部子弟（11人）被四分之三的非干部子弟包围着。若在其他朝代，同窗之间在出身问题上是若明若暗、云里雾里的。同学间的团伙或许靠兴趣区隔，也可能由性格划分，不排除某些同学的接近与邻里、门第关联，但不太可能出身之阶层齐刷刷地将全班同学划分得壁垒森严。社会舞台上的竞争比试永无止息，本来是发生在个体间，有了阶级路线的宣扬，比试与比较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阶层间展开。相形之下，干部子弟多半是气馁的。因为从学习到体育，在校园中可资比较的多数领地，尖子都是平民子弟。原因简单之极，后者人数占四分之三以上，家庭地位多属前朝长久竞争中居于中上者。党的政策一再提醒他们是接班人，可是他们偏偏没比过另一拨人。荒诞的阶级路线诱导出此种有害群己的心理。它极易造成群体的分裂，而对峙一旦形成，个体就很难不被这种偏狭的心理所掌控。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伟东的论文不存奢望揭示红卫兵诞生之原因，只求发现文革前清华附中异于其他中学的某些特征。发现了什么？发现上述反差更为触目，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置身在更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这里的平民子弟更优秀，该校容纳了更多的清华教师的子弟，其文化资本自不待言。另一方面，清华附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小于四中、实验中学、八中，前者的父母级别亦低于上述学校中的干部子弟。此一差距导致的外在表征是，四中干部子弟在体育上的优势较大，而附中在体育上占据优势的是平民子弟。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则可能是，四中干部子弟更受校方重视，无危机感，有自信心。而附中的干部子弟有未得到校方应有重视的不满和危机感，遂有了更强的捍卫党的阶级路线的认识和利益诉求。
夺取天下后，各级官员的最大悲哀是他们伺候着一位无法伺候的领袖。他们无法理解毛的想法，难以贯彻他的意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党内走资派，花样翻新，荒诞绝伦。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其中一例。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用人讲出身、讲成分。虽然毛的那些明智的下属尽力解释，提出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仍然无法更改家庭出身与学习成绩两个标准的并存。那个时代大学录取的黑箱操作，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受压迫者的不满。考生不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数，更不清楚招生办公室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缺少具体的参照系。比如家兄在改革开放后才得知自己1961年高考的分数上清华绰绰有余，却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家姐1961、1962年两次参加高考，改革开放后看过她档案的领导告诉她两次都该上重点大学，却只进了大专。如果当时信息透明，他们的不满肯定翻倍。在有台湾关系的学生中，他们算是幸运的，毕竟有学可上，虽然不快，不满是微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