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即使不满，针对的是执行阶级路线的招生办，大多不涉及母校。清华附中的不同在于他们办了一个预科班，该班享有更好的师资，上清华的比重极高。当时在全北京，这样的“重点班”绝无仅有。为什么要办预科班，无疑是蒋南翔及其麾下培养高材生的鹄的所使然。不想办好教育也罢，若要办好，就必定与阶级路线严重冲突。正如同那个时代的厂长，不努力抓生产还好，太努力了很可能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附中的预科班是招分数高的，还是出身好的，二者如何协调，“总分”如何计算——这是无法操作的事情，难为了附中的万邦儒校长。他肯定不敢公示他的标准，正如那时高考不公布分数和录取线。一边是阶级路线喊的震天介响，一边是遮遮掩掩的具体操作。公然大面积地欺负出身不好的人太不好看，又流失了若干能力好的学生，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则有没顶之灾。所以只好黑箱操作。万校长是如何操作的，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高考不公正的洗牌发牌，毕竟是在同龄陌生人中。而附中的分班是在知根知底的同班同学中。异常敏感的200余名清华附中的16岁少年，眼巴巴地看着一拨人进了预科，一拨留在了普通班。本书研究的正是一个普通班，其中包括更多的失落少年。其实，蒙受伤害的岂止熊钢、戴建中，首当其冲的是校方，是万邦儒和蒋南翔，他们两边不讨好，两边都骂死了他们。说到老根，谁让你摊上了毛泽东这样的首领，谁让你还一心要办好教育。于是蒋南翔这位共产党教育战线的首席官员，在自己的后院，将清华附中天才少年们的心灵，催化成愤怒的渊薮。
有当事者说，红卫兵发起者中有数位天才少年。他们智力超群，精力过剩，不满于当时教育制度的束缚，这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原因。笔者长期持有的一个观点是，推动一个事物的动机最初常常并非一个，而不是一个要胜过一个，因为如是推动力更大。过后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当最初的造反者称校方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或许其中有些人是在教育方式上不满，另一些人是在阶级路线上不满。他们共同起事。但起于毫末的造反，引起响应和共鸣，压倒多数的回应者是谁，共鸣是什么？是干部子弟，是对学校执行的阶级路线不满。最初造反的一部分人针对的是教育方式是可信的，因为诞生地的红卫兵组织最初包括少数非红五类的同学，这在迅速效仿清华附中的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佐证了，其一，最初的造反动力不仅来自阶级路线上的不满；其二，清华附中红卫兵从地下走向地上之时，阶级路线已经成为他们的旗帜和锋芒。而阶级路线上的不满，是与预科班密切关联的。
记忆，是时下流行的心理学、社会学前沿。口述史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学者们的批判性思维已洞悉记忆的偏颇。那为什么依然要借重口述史？请问，哪个材料，哪个方法是毫无偏差呢？尽管我们熟知记忆理论，看到伟东论文中娄熊事件的回忆，仍然震惊于大家对一个事件记忆上的差距：有人说是早饭，有人说是午饭，有人说是娄打了熊，有人说是熊打了娄，众说不一，却都振振有词。我预感，这段言之凿凿、却人言人殊的材料，可能会成为记忆研究的经典案例。帮助当事人们完成记忆重组的既有偏见，更有仇恨。往事、偏见、仇恨，熔于一炉，三者相互改变着各自的面貌。
我认识数十名清华附中老三届的学生。他们的风格不同于我的母校八中的同学，也不同于四中、实验中学。他们是独特的。而在清华附中内，高631班是两种家庭出身的同学冲突最惨烈的班级，我不称其为派系冲突，虽然出身与派别密切关联，因为我以为出身决定了派别，而出身比派性更为本质。同窗之谊，常常超越阶级、种族、社会，是每个人一生中最珍视的情感之一。我怀疑古今中外有没有第二个班级，能像清华附中高631班那样两拨同学间充满仇恨，45年不能化解，不相往来。虽非当事者，听闻这样的情形，笔者黯然神伤。1966—1968，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1965年清华附中为清华大学输送了60名学生。这是太高的数字，应该不存在清华大学的偏袒，那一年他们的高考成绩高居全市第一。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清华附中老三届六个年级全体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进入当年全体附中同学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一届输送60人，对照六届输送2人，其反差令人震颤。另一个反差是清华附中的昨日与今日，昔时英气逼人的清华附中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学校办学之高下只能由其学生日后的品质来定性，其他都是瞎扯。当年的附中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史铁生、郑义、张承志，仅此三位，足以光耀全国中学校史。还有哪一所学校六年期间的学子中能走出这样三位。
“灯下黑”是一种不正常、乃至不幸的社会现象，即下一代人对上一代历史茫然无知。这首先是上一代的罪过。他们中的一小撮人抑制大家追究、评判那个年代；中国的学者与媒体自觉地配合着思想管制。如此互动之下，才有了灯下黑和文革研究的肃杀萧条。我以为，伟东论文的成就不在观点，而在历史细节的打捞，提出的少许观点亦是从中生发。我猜想，本书可能会激活若干附中人的记忆，不，首先是激活他们的热忱。因为最牵动当事者情绪的与其说是观点和评价，毋宁说是一些恼人的事实。他们争论、书写之日，就是后辈注目这段历史之时。两辈人需要一同面对这段暴力血腥的历史。
伟东几次感谢我，我这个多年不说洋文的人，想到的最为匹配的应答，竟然是英语中最流行的一句客套话：That's my pleasure——这是我高兴做的事情，它带我重回我的中学时代。
（选自李伟东著《清华附中高631班（1963-1968）》，柯捷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