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以“超群”的智力为名，代替社会民众做出单一的经济安排、政治安排与教育安排，都孕育着暴政与恐怖政策的高度风险。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少人将这句话当成自己学生时代的座右铭，鼓励自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要因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就不敢质疑老师的观点。这句名言最早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他和柏拉图，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名声最为响亮、思想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对师徒关系。众所周知，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政治设想。
那么，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为此感到不满并且提出批评呢？
一、质疑老师的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古城斯塔吉拉的一个贵族家庭之中。斯塔吉拉并不处于传统希腊半岛的地理范围之内，但它受到了泛希腊化的影响，形成了颇有希腊气质的文化氛围。斯塔吉拉毗邻当时逐渐崛起的马其顿王国，而亚里士多德一家与马其顿王室也有密不分可的关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御医和朋友。
18岁时，亚里士多德出于对最高学术殿堂的向往，前往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即柏拉图学园）学习，受教于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门下。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内呆了整整19年时间，他曾经深受柏拉图的赏识，被称为“卓越的讲师”和“学园之子”。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议题上坚持独立思考，经常与老师发生争执。师徒两人的关系也因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越来越冷淡。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阿卡德米学园的掌门人由他的侄子兼弟子斯彪西波继承。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与部分弟子选择离开学园。有传统观点认为，柏拉图最终选择了与自己学术观点相近的弟子斯彪西波作为接班人，这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不满。于是，亚里士多德负气出走。
这其实不完全对。柏拉图晚期思想更偏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论，采用一些更加神秘的数学理念来解释世界，斯彪西波后来继承了这一发展倾向。亚里士多德一直对数理论的解释方向不满，他认为纯粹抽象的数字演绎已经偏离了现实社会的解释需求。亚里士多德意识到阿卡德米学园的整体学术风向已经越走越偏，那么他与学园的决裂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解的数要比今天我们理解的“数学”含义要广得多。该学派认为数是一种可以被感知的客观存在，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晚年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
柏拉图以提倡哲人王教育出名。他主张贤能政治、精英政治，认为政治只适合个别天赋出众的精英。这部分人要接受一种特殊的哲人王教育，保障他们在执政时遵循正义与理性的原则。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在当时颇受希腊各城邦的青睐，许多城邦的统治者希望能够得到柏拉图等人的指导。
离开学园的亚里士多德就接到了阿塔纽斯城邦主赫尔米亚的邀请。赫尔米亚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身卑贱、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打拼成为了统治一方的统治者。赫尔米亚为了稳固自己身份的合法地位，特意向柏拉图写信虚心求教知识，并长期接受柏拉图及其学生的政治改革指导。亚里士多德到来后，他也负责教授给赫尔米亚辩证法、天文学等哲人王课程的工作。据记载，赫尔米亚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我的朋友和同伴，我没有做任何配不上哲学或者有失哲学身份的事情。”
凑巧的是，赫尔米亚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有着良好的盟友关系。通过赫米阿斯，腓力二世得知自己原先御医的儿子学有所成。公元前343年，腓力二世正式聘请亚里士多德担任此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有不少人会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睦。伟大的思想家造就了伟大的帝王，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故事是历史中有名的师生佳话。但这一观点是很有问题的。
在亚历山大年轻时期，他们两人的师生关系确实十分融洽。亚里士多德教导亚历山大《伊利亚特》等希腊史诗，还为他撰写了《君主国》和《殖民地》等政治著作。在一段时间内，师徒二人还经常收集希腊各城邦的信息，这些都成为了日后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的重要材料。在亚里士多德眼里，亚历山大显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哲人王新星。
公元前340年，亚历山大替父摄政后，他的注意力从哲学转向军事征服。师徒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缝，亚历山大已经不太愿意听自己老师教授空洞的哲学道理。公元前338年，年仅18岁的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击溃希腊联军，奠定了马其顿领导下希腊统一的格局。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国国王。他的老师是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军事能力极强，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而横扫中东地区，荡平波斯帝国，征服全境约500万平方公里。
亚里士多德原本期待他的弟子完成对希腊城邦的统一后，重新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恢复希腊历史上政治自由与民主的光荣传统。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征服步伐，在他父亲腓力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进一步采取了征服波斯与远征东方的策略，最终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超级军事帝国。在希腊哲学教育和马其顿骑士精神的选择中，亚历山大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
亚里士多德非常强烈地反对自己弟子过度的军事征服行动。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正式即位之后，亚历山大加紧部署对波斯和东方的战争计划。此时的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自己的哲人王教育已经走向失败，他选择离开宫廷，回到雅典。他在雅典城外的东北部寻觅到了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曾是苏格拉底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创办了鼎鼎有名的吕克昂学园。在白天，亚里士多德和学生们散步在树林之中，讲授高深的哲学问题；而在下午或晚上，亚里士多德会向公众举办一些普及类的讲座。
吕克昂学园的创办确实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支持，据传，亚历山大给了他老师800名助手，方便他收集材料。亚历山大还经常吩咐各地官员向他的老师寄送科学材料。但根据英国学者罗斯的分析，这些数据有夸大的嫌疑。吕克昂学园的大多数工作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和学生完成的。他们还收集了当时各类丰厚的手稿，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图书馆。总的来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亚历山大决定远征波斯之后开始变得冷淡，之后保持着只能说是不温不火的关系。
早期亚里士多德还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在赫尔米亚、亚历山大身上试验哲人王教育。可是赫尔米亚的成就不足，亚历山大剑走偏锋、迷恋于军事征服。基于哲人王的政治实验失败了。由于个体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仰赖单个统治者的城邦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理想政治。在远离政治之后，亚里士多德终于可以沉下心来，专注于自己在政治哲学上的思考。在吕克昂学园期间，亚里士多德讲授并写成了著名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在那里他溯本清源，决定向自己老师柏拉图的理论发起批判、反思与修正。
二、压制人性欲望的政治方案可行吗？
当我们今天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联起来。但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共产主义”设想的思想家。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提到了“共产”制度，并把它视作理想政体的形式。
城邦中自然区分为哲人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三大阶层。柏拉图把欲望看作人性中最低级、最低劣的部分，它会阻碍甚至败坏勇敢与理智的发挥。柏拉图持有“精英政治”的立场，认为只有天赋优质的哲人王和护卫者才有资格从事城邦的政治活动，他将广大生产者排除在了政治活动之外。然而，哲人王数量稀少且有足够高的天资，他们可以自觉抵制欲望的诱惑；但是处于中间阶层的护卫者人数众多，他们的灵魂时常在听从理性和欲望之间摇摆不定。因此，柏拉图设计中的公有制主要针对的就是护卫者。为了引导城邦中的护卫者更关注灵魂的高级部分，柏拉图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欲望。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共产。柏拉图认为财产正是现实中个人欲望的体现，只有取消掉私人财产，才能使人摆脱欲望的诱惑。他设计的理想国中，护卫者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他们居住的房子都是属于公有的，粮食也是按照需要定量分配的。护卫者们必须同住同吃，身上不得挂一点金银的饰品，甚至不能用金杯、银杯来饮酒。
古希腊的军队基本由城邦公民组成，财产等级较高的组成骑兵，较低的组成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与海军。在《理想国》中，护卫者指的就是这部分人群，也是柏拉图的重要训练对象。
第二个办法是共妻。私人家庭是使人难以摆脱私己欲望的另一大根源，而柏拉图对此的看法在整个思想史上也颇为极端：他认为必须取消私人家庭，将所有的妻子、小孩公有化。理想国中生育的基本原则是，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尽可能多的结合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由国家统一进行托管教育。
柏拉图还设想了一种日历识别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亲属关系：“当护卫者中间有一个做了新郎以后，他就把所有在他结婚后第十个月或第七个月里出生的男孩作为他的儿子，女孩作为他的女儿；他们都叫他父亲。所有孩子都把父母生自己期间出生的男孩女孩称呼为兄弟姐妹。”
柏拉图将人身上的欲望视作洪水猛兽，试图采取各种严格的制度设计压制欲望。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有制城邦状态。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严格执行与欲望绝缘的共产共妻制度。这一制度的理想效果是：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人。每个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境遇好，大家都会说“我的境遇好”；任何一个人的境遇不好，大家也都会说“我的境遇不好”。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共产共妻”方案当作了批评的靶子。他认为柏拉图的方案非但不能达到他设想的和谐友爱的局面，相反会造成社会萧条动荡的情况。针对“共产”制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一条著名的观点：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因为人们通常是关怀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视公共的事物的。即便人们关注公共事物，那么也只是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公地悲剧》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哈丁在文中举例说，草地假如向所有牧羊人开放的话，单个牧羊人就会带过量的羊来放牧，即便他知晓过度放牧草地是会承受不住的。而当所有人都跟进放牧行为后，就会造成草地最终的枯竭，引发悲剧。公共资源的低效率利用是“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理念，而这一理念恰恰就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公共地悲剧”理论，指的是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使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由于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最终就会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