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柏拉图的共妻设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此举依然无法掩盖人在自然基因上遗传的亲缘性。凭藉“亲子相肖”的原则，人们还是能够找出亲属关系的表征的。亚里士多德援引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他指出，当时北非洲奥赛族人采取的就是妇女归公的习俗，但是那里所有的子女最终还是以容貌相似为根据找到了各自的生父。
另外，即便真的能做到柏拉图设想的，每个父亲都把某一月份的1000个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原本浓烈的父爱也分释成1000份，最终就像“一勺甜酒混入一缸清水一样”。亲属感情淡而无味，亲属之间的名分和称号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种妇孺充公的社会还有一重更深刻的危机：社会丧失伦常的束缚，会导致各类罪恶事件的滋生。在希腊习俗中，违反伦常是亵渎神灵、必遭天谴的重罪。但是一旦亲属之间有名无分，父母不必爱护儿女、儿女也不必孝顺父母，社会秩序面临崩坏的可能性。
柏拉图的共产共妻制度在历史上不乏支持者，这也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比如亚里士多德在书中形容称，人们听到财产公有以后，会盲目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关系将会变得亲密无间。当人们听到世界的罪恶都是源于私产制度，就会藉此希望平分众人资产，因而会更加感到高兴。民众容易相信这类似是而非的宏观理论，需要耐心与专业知识的具体分析反而被忽视了。
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企图压制甚至抹灭人性中欲望部分的制度措施，是不可行的且是有危害的。柏拉图的公有制，非但无法达到他预想的和谐、友爱，反而会出现经济效率低下、伦常关系崩塌、社会犯罪激增等负面效应。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亚里士多德对“公有制”的批评：在柏拉图的设想下，每个人一无所有；而那些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事物，任何人又毫不珍惜。
三、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可信吗？
在柏拉图眼里，哲人王是国家的栋梁和希望。在《柏拉图的设计：公共教育与精英教育》中我们介绍过，柏拉图经历了三十僭主的专断横行，也见证了民主派的多数暴政。他借鉴了阿启泰的执政经验，提出了一类全新的政治模式：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现有的这些国王、统治者能够接受哲学教育。社会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等做法的目的在于，哲人王能够毫无阻碍、毫无拘束地施展其个人的智慧，其他阶层也十分服从地接受哲人王的领导。因而，公有制城邦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知识与权力的高度结合。
哲人王的统治带有很典型的“全权统治”的特征。由于柏拉图认为只有哲人王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社会上的其他人都缺乏这一能力，那么哲人王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大脑。换句话说，哲人王一个人就负责了全社会的思考任务。他的思考十分周全，其他人只要乖乖听从即可。同时，柏拉图认为权力的监督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哲人王自身的理智涵养保障了他永远着眼于公共利益。哲人王的政治权力呈现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约的状态。
相应的是，柏拉图并不重视甚至并不在乎法律制度。他认为在理想国中，哲人王的智慧远高于一般性制定的法律。人们也会自知如何适度地做事，完全不需要法律的外在强制。当然，柏拉图在晚期的《法律篇》中还是适当肯定了“法治”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缺乏哲人王政治后的替代选项罢了。哲人王领导下的高度统一与整齐，是柏拉图日思夜想的理想模式。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理想国》中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在许多地方上表现出反人道的恐怖面目。比如在培育儿童的公共教育部分，柏拉图主张用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人为选择。他说道：“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培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之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而另外一段论述更加触目惊心，柏拉图写道：“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秘密地加以处理，有关情况谁都不清楚。”
柏拉图认为，哲人王可以凭藉智识上的优越甚至可以欺瞒民众，人类历史上也发生过极为相似的事件。在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德国为培育纯种雅利安血统的后代，曾有过一项名为“生命之源”的计划。“生命之源”协会在1935年12月份正式成立，该协会是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单位。例如在挪威，“生命之源”协会于1942-45年间兴建了大批产房和儿童房。纳粹强迫挪威具有北欧血统的妇女与占领区军人发生关系生下孩子，孩子出生后就离开父母，由家园统一抚养。据不完全统计，3年内在挪威的“生命之源”家园共计诞生12000多婴儿（这一数据仍存争议），其中有超过6000是非婚所生，部分有身体缺陷的婴幼儿遭到了秘密处理。而存活的绝大多数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世，也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地点等信息。
“生命之源”计划也称纳粹德国的育婴计划，它是纳粹德国为培育纯种雅利安血统后代、提高生育率和促使人口增长而在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的妇女和儿童身上实践的一项种族优化计划。
当今世界这类反人道的事件也没有彻底消失。2015年12月14日，根据伊拉克当地组织Mosul Eye的消息，“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颁布法令，杀死了38位患有唐氏综合征、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和儿童。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权政治。在这样的模式下，统治者可以打着智力卓越的幌子，做出反人道的恐怖事件。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对哲人王政治提出质疑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学》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好的一人统治与最好的法律统治，孰优孰劣？支持哲人王统治的人可能会说，法律往往是呆板的，人是灵活的，尤其在一些国家危难的时刻体现的更为明显。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哲人王的智慧要比法律更加具有优越性。但是他提醒说，任何一个统治者的灵魂中都包含着个人情感、欲望的部分。不凭感情因素治理的统治方法总比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更加优良，而法律恰恰就是没有感情的。因此，即便是再优秀的统治者，他的政务还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任何对法律意志的颠覆或取代都可能构成暴政的源头。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人高于法，那么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最终仍归于人治。这种法也只能说是一人奴役万人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存在智力超群的哲人王，也不得贸然将自己的个人意志置于法律意志之上。普遍性的法律意志是全体城邦公民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全权统治的哲人王政治并不是最优良的政体，它也并不可信；相反，它可能成为滋生暴政与恐怖政策的温床。
四、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需要吗？
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维持整齐划一的公有制城邦的关键在于哲人王。因此，对于下一代哲人王的培育与教育是整个城邦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柏拉图是持有“精英教育”立场的思想家，他在《理想国》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哲人王是金子，护卫者是银子，生产者们只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他认为只有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可以接受哲人王教育。理想国对哲人王的教育是十分特殊和苛刻的。概括来说，有天赋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要到某处远离群众的世外桃源，在传统诗歌、修辞、音乐、体育等科目的基础上，还得学习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等哲人王教育的专属科目。
与此相反的是，柏拉图并不重视“低级公民”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剩余的人只需要接受普通的公共教育即可。公共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哲人王审定的音乐与诗歌，以及进行身体的体质训练。公共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培育出他们勇敢、节制的品德。普通公民在哲人王的引领下，为城邦无条件奉献付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尖锐批判柏拉图“教育有别”的观点。一个城邦内部当然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但是如果教育促使两者之间的区别永恒化，那么城邦中低级公民与高级公民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城邦也极容易发生动荡甚至革命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倡一种平等的公民教育，即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接受一致的教育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设计也非常有趣，他将公民教育依据年龄高低分成了两个编组。根据轮番执政的经验，青年人往往是城邦中的被统治者，而年长者会是城邦中的统治者。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青年编组的教育环节是以“服从”性教育为主的。青年们要学习城邦中的各项物质技能，而且要听从年长者的指派，甚至去干一些较为琐屑的事情；而在中年或老年编组中，这部分就要学习“自由人统治”的科目与技艺，包括军事学、法律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科目。所有公民在一生中会接受两个不同阶段的编组教育，这也会分别帮助他们适应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角色。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体系中也包括了一种特殊的“闲暇教育”。只有人收获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公民才会获得一些闲暇的时间。他将人的闲暇类型区分成了三类，满足欲望的享乐生活，满足勇敢品质的荣誉生活以及满足理智品质的哲学生活。拥有闲暇时间学习哲学的生活是最高级的生活类型。亚里士多德本人是非常欣赏闲暇教育的，他和他的弟子经常在吕克昂学园中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因而也被称之为“逍遥学派”。但是闲暇教育并不构成公民教育的对立面，它只是公民教育的一个补充。闲暇教育是与任何政治参与、政治利益无关的，它更像是人们安静坐在自己的书房而从事自由思考和批判的学习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另一部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在该书中，“闲暇”被作为关键的概念提出，它提供了哲学生活的可能性，是最高级的生活类型的必备条件。
专门为了培育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是不必要的。教育不应该成为“阶级固化”的帮手，恰恰应当是体现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最好途径。在亚里士多德的设计中，教育不分精英或是平民，每个人的政治生活都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轮流转化。通过教育，公民既要为成为一名合格守法的服从者，也要为成为一名积极创制的领导者做好准备。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政治上的精英与平民已经丧失了绝对界限，公民中间并不存在可以将自身权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哲人王。但是城邦公民之间仍然存在不能被政治消除的贫富财产差距。富人会倾向于采用金钱的方式建立起寡头制，穷人则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尝试采取民主制。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心目中最适合作为统治者的公民群体：中产阶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很少具有野心，它不必受到欲望的诱惑，也能摆脱荣耀和权力的蛊惑，愿意听从理性的引导。其次，中产阶级较为稳定，并不持有蔑视或仇恨的极端心理，而愿意以团结和有爱的方式结交他人。最后，在中间阶层较为庞大的地方，公民之间很少出现党派纷争，政体也趋向稳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当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实力强大到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政体就会长期稳定存在。这也被亚里士多德称作为“持久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橄榄球型”社会结构，也通常被我们今天视作良好社会应该追求的方向。
从今天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对他老师柏拉图的批评拥有极为积极和深刻的意义。柏拉图想要追求的整齐划一，不仅不合于城邦的本性，相反可能造成城邦的动荡乃至消亡。任何人以“超群”的智力为名，代替社会民众做出单一的经济安排、政治安排与教育安排，都孕育着暴政与恐怖政策的高度风险。每位公民的合理欲望、智力条件、政治参与潜力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建立在个人平等权利上的多样与多元才是城邦健康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