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自杀，是一种坏现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自杀者的多寡，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评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尺度。自杀者多、自杀率高，意味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似乎从未公布过年自杀率，有无这方面的统计，亦不得而知。但国际上有对中国年自杀率的估计。通常认为，世界平均年自杀率是10人/10万，中国的年自杀率是23人/10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由于中国的自杀率是国际上代为统计的，可能不太准确。但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数，则是确定无疑的。
离婚，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离婚，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是喜剧，有时候是正剧。自杀率，可以说愈低愈好。离婚率却不能如是观。离婚率太高，当然说明社会在某个方面不太“正常”。但离婚率太低，却非但不能说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反，倒是意味着社会的野蛮。自杀率，是难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控制的。一个人执意要死，任何铁则钢规也管不住。但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把离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让离婚率为零，也不难做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极低的，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比这些国家幸福得多。
自杀和离婚，是两件事。但有时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自杀率和离婚率，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现在统计还来得及，再晚，可就难了。但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总之，这个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上海的“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所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有对这时期上海离婚情况的介绍分析。金先生在细致地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后，对那十年间上海各区每年离婚的夫妻有多少“对”，都有准确的说明。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本是十里洋场、东方魔都、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着上千万人口的上海，离婚的夫妻总对数，是6489对。十年按3650天算，那这十年间，上海平均每天只有不到1.8对夫妻离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离婚率是“骇人听闻”的。这还是上海。在偏远些的地区，在农村，离婚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人以“文革”期间离婚率奇低为由来赞美“文革”，来歌颂“文革”时期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那就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良心叫狗吃了。这样的人，还真有。金大陆先生在介绍了“文革”时期上海的离婚情形后，悲愤地说:“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文革”期间的离婚率低，不是因为人们不愿离，而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准离。通常的离婚原因，在“文革”期间都不被认可，都不成其为原因。没有爱情、感情破裂，这在今天是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样的理由或借口最能被认可。而在“文革”期间，这恰恰是最不能被认可的理由，是最说不出口的借口。那是一个总体性社会，那更是一个政治全能的社会。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关乎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政治立场。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既然结婚了，为什么要离婚呢?想离婚，说明思想出了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想离婚，更说明对现实的不满。而“对现实不满”，那可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要离婚，就是蓄意以此种方式给社会主义抹黑。金大陆先生说:“进入文革运动后，尤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血统论及后期的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直接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剑悬临在市民生活的头顶上，随时随地可劈刺下来……那么，既有阅历又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或因性格志趣，或因经济家务，或因习性情感等出现了裂痕，则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当时的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更因为这一系列非政治化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
没有爱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经济纠纷，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至于“性生活不和谐”这样的话语，那时的人们是听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为由要求离婚，那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引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警惕。这个人从此也就成为经常批斗的对象，从此沦为贱民，不被乱棒打死，也会被唾沫淹死。许多夫妻，相互已厌恶至极甚至仇恨至极，也只能仍在一起生活着。由于那时住房极其紧张，很多夫妻连分床都不可能，虽然相互已经厌恶甚至仇恨了，每晚也仍然在一张床上躺着。那时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着、挨着、熬着的夫妻，不知凡几。由这样的夫妻组成的家庭，要么如冰窖，要么如战场。如今50来岁的一代，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冰窖或战场上度过少儿时代的。金大陆先生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孩子，在书中让几个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了“文革”期间的家庭故事，有的是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的是邻居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耐人寻味，都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时期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境遇里。
受访者A说，自己从记事时起，就觉得父母性格不合，就看到父母经常争吵。后来，在大吵过几次后，突然不吵了，“热战”变成了“冷战”。分床而眠还不够，父亲还“自己开伙”。进入“冷战”后，父母“从此形同路人，从不搭理一句话”，有事则通过孩子传达。有一次，在机关上班的父亲把文件包落在家里，回来取时，发觉钥匙也在包里。母亲工作的小学就在隔壁，父亲却骑车兜个圈子去找上中学的孩子。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不说一句话，不睡一张床，不吃一口锅，却要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同一个家里，十年，二十年。而这样的“夫妻”，在那时代绝非罕见。A说，“粉碎四人帮后”，父母终于离婚了。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呢，如果“文革”一直继续下去呢，这一男一女就只得一直这样“共同”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人死去，才算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离婚”。
受访者B说的是邻居的故事。B说，“文革”期间，自己家住的小楼里，有四家人家“有问题”。其中一家男人是煤气厂工人，经常在家打老婆，“打得鸡飞狗跳，小孩子惊叫”。邻居看不下去，便去劝架，反遭那男人刁难、欺侮，后来便无论怎样吵、打，甚至“喊救命”，都没人敢劝了。但“最终也没有闹离婚”。
“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那时是没有的。男人打老婆，在毛泽东时代不算什么事情。一个天天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只要“革命立场坚定”，只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只要对“阶级敌人”像对老婆一样凶狠，就仍然是“好同志”，就仍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那时代，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因为打老婆而失去党的信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个男人的妻子如果以天天在家挨打为由要求离婚，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那么，就只有政治性的理由才被认可了。“文革”期间的离婚，通常都是政治性离婚。夫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以此为由要求离婚，这才是“无可非议”，这才是“名正言顺”，这才是“入情入理”，这才是“天经地义”。家中有人成了“阶级敌人”，亲人们都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亲生子女都往往宣布“断绝关系”，作为配偶，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就更是有理由了。这样的政治性离婚，是受到鼓励的。这其实很符合那时代的逻辑。那时代，一个人要求与另一个人结婚，理由也必须是政治性的。“高富帅”不是理由。对方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不是理由。理由必须是:政治思想好、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劳动积极、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既然结婚是政治性的，那以政治性的理由要求离婚，也的确顺理成章。婚姻的基础既然是政治性的，当一方成了政治上的敌人时，也就意味着婚姻基础的崩溃。所以，当一方成了“阶级敌人”时，另一方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在那时，不但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是符合那时代的婚姻道德的。
“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实际情形当然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自己不受连累，为了自己此后的人生不至于太艰辛，要求与那“阶级敌人”彻底脱钩，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子女的前途，为了子女的一生不至于太凄惨，要求与那“敌人”离婚。在这种时候，提出离婚的一方，实际上并不只是要让自己与那“敌人”脱钩，而是率子女与那“敌人”分手，是让整个家庭与那“敌人”断绝关系，是为保全家庭而把那“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第三种情形，则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后，另一方本人并无离婚之意，但在父母等亲友逼迫下，要求与对方解除婚姻关系。父母等亲友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逼迫”，固然有“无私”的因素，但也未必没有“私心杂念”在起作用。自己的女儿（或儿子）、自己的姐妹（或兄弟），其配偶成了“阶级敌人”，这意味着她（或他）今后的生活将只有苦难。不忍心见其落入深渊，故而以父母的名义、以亲人的名义，逼迫其离婚。但是，如果不离婚，受连累的又并不只有她（或他）自己。在那盛行株连的时代，一个人，自己的配偶是阶级敌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成了“敌人”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这些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就有了一个“阶级敌人”，就有了一个政治上的污点，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了一个把柄、一处软肋。所以，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也往往有自己免除连累的动机。也正因为如此，那种本不愿意离婚的人，那种本来决心与那“敌人”共患难的人，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也往往就与那“敌人”脱钩了。
政治性离婚，常常与政治性自杀连在一起。有人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文革”期间，那些历尽磨难而终于挺过来了的人，通常都有一个较温馨的家庭;而那些没有能挺过来的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政权的敌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的港湾，也被配偶等亲人抛弃。一个人，在外面纵然受凌辱，纵然被欺侮，推开家门，有亲人在迎候，有亲人送上茶饭、送上安慰，就还能活下去，就还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意义。而如果在外面受凌辱、被欺侮，同时又遭亲人埋怨甚至抛弃，那就很难活下去了。在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后又被配偶等亲人抛弃，终于自杀，这样的情形在“文革”时期并不少见。但政治性离婚与政治性自杀，又并不只以这一种方式相关联。对方虽然成了“阶级敌人”，但自己仍深爱着对方，可为了孩子，或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还是与对方解除了婚姻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后，自己的心灵日夜处于痛苦状态，精神终于崩溃，从而以自杀求解脱，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