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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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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布鲁塞尔戴尔维汉非洲公园曾上演过一场“非洲人动物园”的悲剧。1897年的一个仲夏夜,比利时国王突发奇想:应该把非洲丛林中的刚果人弄到比利时来,供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的参观者观赏,以向世人显示比利时对殖民地“野蛮人”征服和驯服的力量。

于是,根据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的命令,267名刚果人在博马上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登陆。到达布鲁塞尔郊区的戴尔维汉小镇时,被安置在三座“非洲村”里。他们当中有一位部落酋长,一百多名部落士兵,还有二十多名妇女,每天表演非洲民俗和传统的日常生活与劳作方式。这成为当年世博会的重要参观游览项目,参观者达百万人次。

1966年8月,内蒙电建公司也进行过一次活人展览。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还是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之下开展的。当时那些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进行破四旧的红卫兵,不但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热烈支持,而且大多是由各地党政领导授意或直接部署组织起来的。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的破四旧运动,也是在公司党委组织下进行的。

8月下旬的一天,公司十几位“反动技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被当作活靶子,在青山区406工地的大食堂门口展出。

那天,在开场前,公司红卫兵总部的人从卡车上卸下一大堆抄来的皮袄、大衣、棉袄、棉裤和一些反派人物穿的戏装,命令大家穿上。一位前国军军官不肯穿皱巴巴的黄呢大衣,几个红卫兵一拥而上拳脚交加,最后还是杀猪一般给里在了身上。众人知道反抗无济于事,都老老实实地扮上了。

那天,活人展览中职务最高的是“反动技术权威”屠钦渭,他是公司的总工程师,年轻时在美留过学,解放前在上海杨树浦电厂当过厂长。那时,他的月工资242元,在火电公司是最高的。还好,分给屠总老婆的是一件缎子夹袄,不算太厚。屠总可没她幸运,摊上了一件又长又厚的皮袍还外加一顶礼帽。之后,每人胸前挂上了一块与各自身份相匹配的木牌。屠总老婆挂的是“资本家的臭小姐”,屠总挂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还有人挂着“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封建余孽”“坏分子”的牌子。

不知何故,那天“走资派”们反而缺席。

他们用极端侮辱人格的办法来丑化这些公民们:胁迫一些人大夏天穿上西服、扎上领带,化妆成“反动知识分子”;有的则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腋下夹着帐本,化妆成地主;有的身着狐皮大衣、戴着狐皮帽子,打扮成富豪,封之以“活阎王”的绰号;有的身着旗袍,足蹬高跟皮鞋,涂脂抹粉,化妆成资产阶级阔太太;有的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技术权威”;有的打着黑伞,身上缠着涂黑了的麻绳,象征“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公司红卫兵总部还专门派讲解员,用侮辱性语言讲述这些人的所谓“罪状”。

时值盛夏,这些人都站在高凳上,摇摇欲坠、汗如雨下。上百人在围观,在辱骂,有的年轻人还向他们投掷石块,向他们身上吐痰。

食堂门前偌大的空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和坛坛罐罐;几根绳子上挂满了鲜艳夺目的民国礼服及时装。身穿草绿色军装,左胸佩戴着毛XX像章,腰间扎着军用皮带,臂上套着红卫兵袖套的红卫兵干将们,在家具和绳索之间来回走动,主动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介绍。

一个“红总”的女红卫兵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用一根细竹杆指着绳索上的一件棕褐色毛皮大衣对参观的人们说:“这是反动学术权威们穿的裘皮大衣。”侧过身,指着旁边的一张大床介绍说:“这是他们睡的钢丝弹簧床。”参观的人们免不了要伸手去摸一摸裘皮大衣,坐一坐钢丝弹簧床。有人发出感叹:“冬天穿这种裘皮大衣一定不会冷的。”“睡这种钢丝床才叫舒服呢。”

“他们过着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指手画脚……。”那个“红总”的女红卫兵介绍完了就开始声讨。

我是第一次见识了裘皮大衣和钢丝弹簧床的模样。

被示众者的面前都摆有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从他家抄出来的物品,如花瓶、座钟、瓷器、字画等等。有的红卫兵一边讲解一边把花瓶、座钟、瓷器砸烂,把字画撕毁。

那天,屠总面前的折叠床上堆满了丝绸衣物,及一些精巧的小物件。例如:怀表、闹钟、金丝眼镜、高档皮包、古书等等,让我们看的眼睛发呆。他买的一些罐头也被拿来堆在桌子上,一些工人质问他:“你每月要吃多少盒肉罐头?”

屠回答说:“十几盒”。

“他妈的,爷们连窝头都吃不饱,你他妈的肉罐头都要吃十几盒。你说,你的罐头是否都喂猪了?”

“是,是!”屠小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作答。

还有一个斗人者指着屠总大骂:“三年困难时期你用三十块钱买一只鸡吃!……”言外之意:我们工人30元钱要养活一家人,你30元钱来吃一只鸡?这些语境和场景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仇恨、斗争、发泄是那个氛围的主旋律。

还有个副总工程师叫王伟兴,他是留日的“反动技术权威”,红卫兵在他家搜出一双长统丝袜和一付麻将牌,他就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王的面前还有几本纸张发黄的《论语》和《孟子》,红卫兵说他“夜夜读孔孟,时时想变天”,可怜这个老工程师百口莫辩。在围观者中,有人对他怒骂;有人向他挥拳示威;还有人向他吐唾沫,搞各式各样的恶作剧。

山西籍副总工程师李毅民,和她的老婆站在一条长凳上。那天天很热,他穿着西装,老婆穿着旗袍,俩人汗如雨下,几近晕厥。李总老婆的头发被剪得像狗啃了一样,好像只有二战后法国民众对服务过纳粹的成年妓女才实施过那种凌辱。

有人质问他:“李毅民!你为啥要娶小老婆?”

李回答:“我的老婆不是小老婆,是原配夫妻。”

“原配夫妻怎么比你小十几岁?”

“其实也小不了那么多,是我显老!”

“哈哈哈哈”,大家开心地哄笑不停。

至今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还不到半百,头发就已经花白。脸上堆满了皱纹,脸色蜡黄、神色憔悴,两只眼睛没有一点光彩,完全失去了往昔英俊才智的锐气。他在解说自己的罪过时,声音细小、嗫嗫嚅嚅,嘴唇里露出残缺的牙齿,佝偻的身子在微微颤动。他因为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情绪而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叫杨贵。

杨贵是调整队的技术员,喜欢写日记,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摊开的1960年的日记,里面不时有“饥饿”的字眼跳出。有的日子,啥也没有,只有一个“饿”字。

杨贵在大跃进炼钢时,从高炉顶上摔下,因工伤造成佝偻,直不起腰。有人拿他的疾患取笑:“杨贵,爷帮你治治背锅子好吗?”

“好,好”,杨贵小鸡啄米般地回答。

“知道咋治吗?”

“不知道!”

“用两块门板夹住,爷上去一踩就直了。”

杨贵没说话,大家快意地大笑不已。

杨贵是我的好朋友,那天我藏在参观的人群中,怕他发现,紧紧地尾随在别人后面。在离开他的瞬间,我有些不忍,再次回头看了他一眼。此时,我俩的目光突然相碰,火星四溅。杨贵满面羞愧、难堪、尴尬。而我的心则狂跳不已,随之像做贼一样逃跑,有点慌不择路。

那天,有个男孩和小伙伴钻到最前面,观看凳子上站着的展览对象,一个小伙伴对挂牌子的父亲说“你咋不凶了!”他妈去世了,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后妈,这货在家经常挨揍,看了展览很解气。还有一个说他爸戴的高帽子是白布糊的,别人都是纸的。众人不信又重新过去细看了一遍,果真就这一顶帽子是白布的,其它都是白纸的。小伙伴们没一个心疼他爹的。

作为那次活人展览受害者之一的老工程师王伟兴在多年后作了悲愤的回忆,他说:“这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生番们在吃人之前的跳舞”。

在中国古代,除去有将犯人斩首示众的作法外,还有将未处死的犯人枷首示众、站笼示众、游街示众等作法。在自诩为“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没有摒弃示众这类本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作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发明出了活人展览。

活人展览这种反人性的丑恶现象,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绝非偶然。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人类普遍的人性已经被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而被批倒批臭,遭到全面专政。讲人性成了可耻、可怕的事;蔑视和践踏人性反而会受到鼓励与表彰;一切善恶、美丑、好坏、对错都以阶级和政治路线为标准来划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即使比活人展览更丑恶、更令人发指的现象,也完全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堂而皇之地闪亮登场了。

我写到此,心口不由地感到一阵阵隐痛。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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