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夜，在东德人民的抗争压力下，柏林墙因故被迫开放，随之轰然“坍塌”。但是，对于东德共产政权的受难者和他（她）们的家属来说，逝去的生命已无法复生，血写的历史也无法改变。今年正是六四惨案和柏林墙崩塌这两个历史大事件发生三十周年，为纪念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反思铁幕阴影笼罩下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思和人性的善恶，特写作本文，力求真实反映发生在1989年、两个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两起悲剧事件给受难者家庭带来的创伤、悲痛和苦难，谨以本文来怀念在柏林墙下和六四惨案中倒下的无数罹难者，并向他（她）们的家属表达真挚和深切的慰问。
一、柏林
“呯”——“哒、哒、哒、哒、哒……”
又是一阵枪响。1989年2月5日子夜，[1-1]子弹撕裂开东柏林寒夜潮湿凝重的空气，枪声闯进市民单调狭隘的住房，惊醒了无数睡梦中的人们。这一夜，对于许多柏林人而言，又将是一个无法再能够入眠的长夜。
几乎每个柏林人都早就熟悉了这样的枪声，这意味着又有人在翻越柏林墙，而伤亡随着枪响正在发生。在东柏林，自从1961年8月柏林墙开始建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与东柏林的许多母亲一样，以往每次听到这样的枪声，卡琳·格弗罗伊（Karin Gueffroy）都无法抑制住心中紧张的情绪，会不由自主地起床，蹑手蹑脚摸黑走到儿子的卧房，轻轻推开房门，察看一下青春期的儿子是否还在安睡。只有当她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她才能够放下心来。但后半夜，她的脑子里通常会不停地胡思乱想，再也无法入睡。
卡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70年与丈夫艾洛斯·格弗罗伊（Allois Gueffroy）离异，三年后带着儿子搬离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 State）东北部的小镇施韦特（Schwedt），来到东柏林生活和工作。大儿子斯旦凡·格弗罗伊（Stefan Gueffroy）成年后便离开了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她与小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相依为命。
克里斯1968年6月21日出生在新勃兰登堡区（Bezirk Neubrandenburg）帕塞瓦尔克镇（Pasewalk），父母离异后，5岁时随母亲来到东柏林，凭着体操方面的运动天赋，他在小学三年级就被保送到柏林一所安全部门属下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学校（SC Dynamo Berlin）学习。东德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体育成就举世瞩目，体操一直是该国的强项。如果克里斯能循规蹈矩地刻苦训练，他极有可能在体操运动上获得成功。但他更梦想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或者去当一名演员。
毕业后，克里斯不愿去国家人民军（National People’s Army）服役，按部就班地按照军官的进阶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展，因此他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事业的梦想也随之破灭。1985年9月，他成了饭店的服务生，拿着比社会平均收入稍高的工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并不是这般安稳，他渴望自由，他向往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希望有机会去美国看看，他想成为一个他自己真正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不断向母亲抱怨在餐饮业工作中看到的腐败，他厌恶没有自由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这样对他母亲说道：妈妈，我们离开东德，去西边吧。[1-2]
在东柏林，相对来说，卡琳的生活还算是岁月静好的。她有稳定、轻松的工作，在东柏林的市区，她有政府分配的住房，现在孩子也已经成年，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该是开始享福的时候了。出自内心，她并不想离开东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生活再重新拼搏奋斗。因此，卡琳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1989年1月中旬，当克里斯得知自己将会在5月份被国家人民军应征入伍后，他与朋友克里斯提安·高蒂安（Christian Gaudian）决定逃离东德。当他们从一个在图林根州（Thüringen）服役的边防兵那里听说边境已经放松了管制，射杀令已经取消，士兵不再向逃离者开枪射击时，他们决定不去申请出境文件，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这种情况在当时时有发生。
2月初，瑞典首相将到达东柏林进行国事访问，这对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来说是个好消息。在这段时期，东德政权为了避免国际舆论的压力，往往会对逃离边境这样的事情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计划在2月5日夜翻越柏林墙，他们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会在瑞典首相国事访问期间被开枪击毙，最多也就是逮捕后遣送到西德。而事实上，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此时已经犯下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2月5日夜瑞典首相已经离开了东柏林；二、边境士兵对逃离者的射杀令并没有取消。
自从在餐馆工作后，克里斯就与朋友克里斯提安一起合租了房屋住在一起。1989年2月5日晚上9点，他们离开了公寓，来到边境区域。之前他们给朋友留了消息，说要去布拉格旅行。约10点半，他俩来到东柏林南部特雷普托（Treptow）区一个被称作“和谐”（Harmonie）的小园子，在那里，他们躲在工具棚里，对边境的情况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待最佳的逃离时机。约11点30分，他们接近布里茨区运河（Britzer Zweigkanal）前的边境设施。布里茨区运河是一条狭窄的沟渠，将东、西柏林一分为二。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只要翻过眼前3米多高的柏林墙，再越过铁丝网围栏，过河就是西柏林的新克尔恩（Neukölln）区。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曾经都是运动员，他们准备了攀爬的绳索和锚钩，对翻越柏林墙胸有成竹。克里斯提安首先攀上墙顶，然后帮助克里斯翻越高墙。正当他们躲进壕沟时，触发了声光传感器，顿时警报声大作，探照灯雪亮。慌忙中俩人奋不顾身奔向最后一道3米高的铁丝网围栏，边境士兵向他们开火了。[1-3]、[1-4]
图一、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肖像。克里斯·格弗罗伊成为东德最后一位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逃离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夜枪响的时候，卡琳刚刚度完一个短暂的假期后返回家中，没有能够联系上儿子，于是就上床休息。
“我的住所离开边境只有数英里远，公寓与柏林墙之间只隔着几小块树林。我在那里住了14年，也听了14年的枪声，一阵响，一阵灭。那天将近半夜，我正在阅读，突然听到‘呯’的一枪，随后是‘哒、哒、哒、哒’一阵枪响，我耸了耸肩，就是这样的枪声，我又听到了。”[1-5]多年以后，卡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脸上挂着泪珠这样叙述道，那天夜里，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倒在那阵枪声下的，会是自己的儿子。
西德那边也听到了这阵枪声。一位目击的西德市民向警方报告：他听到至少十声枪响，在边境另一边的“死亡地带”，有俩人被抬离现场，其中一人已没有任何反应。次日这条消息登上了西德的报纸。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早饭。西柏林电台也播报了昨夜有人翻越柏林墙的新闻，但卡琳并没有把这两件事产生任何联想。“只是当我拿了钥匙，打开他公寓的房门，看到（他的）护照、钱和一些文件整齐地放在桌上，我才意识到，哦，说不定是他！”
经过整整两天漫长的等待，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终于正式通知卡琳·格弗罗伊，说她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出事了。两天里，卡琳公寓楼下布满了斯塔西的便衣，日日夜夜监视着卡琳，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
“2月7日下午，一个看似很普通的人按响了我的门铃，通知我到几个街区远的警察局去一次。我知道他是斯塔西。”卡琳说，“当我走进他们的办公楼，我还在想说不定克里斯就被他们关在里面，让我去把他领回来。再见到他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斯塔西的官员审问了卡琳几个小时，最后说克里斯·格弗罗伊企图攻击军事设施，在事件中伤重不治死亡。
“我记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大叫了起来：他才仅仅20岁啊，他没有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怎么可以直接就把他枪毙了啊？”卡琳对着斯塔西的长官叫喊了起来。[1-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琳必须按规定时常向斯塔西汇报，每周都有三、四次被叫到局子里接受长达5～6个小时的盘问，最长一次竟超过了8小时。他们称这是对案件的“调查”。最后一次“调查”时，他们告诉卡琳案子已经结案了。政府在这起案子中的行为全部正当、合法。“你儿子是在犯罪，他得到的是应有的惩处。”在这段日子里，卡琳住房的楼下白天黑夜都停着斯塔西的汽车，时刻都有便衣坐在里面，她邻居的住房也被安全部门征用，被用来监视卡琳的一举一动。[1-7]、[1-8]
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子弹直接击中心脏当场死亡，他成为柏林墙脚下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跑者。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腿部严重受伤，他被当场逮捕，1989年5月24日被以“企图非法越境情节严重”的罪名判处3年徒刑。西德政府向东德政府支付赎金后，同年9月，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被从监狱释放，10月17日遣送到西柏林。[1-9]克里斯·格弗罗伊并非是为翻越柏林墙逃离东德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最后一位遇难者，1989年3月8日，32岁的温弗里德·弗罗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气球越过柏林墙逃离东德，因气球失事不幸坠亡。[1-10]
东德当局严密封锁了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射杀的消息，卡琳·格弗罗伊则想方设法把事件的真相捅给西方媒体。当她得知朋友的祖母要去西德治病，便将克里斯的护照照片藏在火柴盒中让朋友的祖母带往西德供电视台播放。[1-11]克里斯的哥哥斯旦凡·格弗罗伊在1989年2月21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上刊登讣告，称克里斯在“2月6日的一件悲惨事故”中丧生，使得西方媒体能够与该事件作出联想，并获悉葬礼的地点和时间。1989年2月23日，克里斯·格弗罗伊在柏林的鲍姆舒伦格陵园（Baumschulenweg Cemetery）下葬，尽管当局出动大批秘密警察在现场严密监控，但克里斯之死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并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有超过百人出席了葬礼，其中包括数名西方记者。同日，在克里斯罹难处的西德一侧，有人为他竖立起了纪念碑。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克里斯被射杀事件，在西方的压力下，东德政府同意卡琳·格弗罗伊移居西德，并被允许每周一次返回东柏林为克里斯扫墓，条件是卡琳·格弗罗伊必须保持沉默。[1-12]、[1-13]
图二、1989年2月23日，卡琳·格弗罗伊（Karin Gueffroy）（右三）在柏林鲍姆舒伦格陵园（Baumschulenweg Cemetery）参加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的葬礼。（图片来源于网络）
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射杀、抬离后仅仅几分钟，边境指挥官立即给四名开枪的士兵在现场举行了一个庆祝酒会，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受到了柏林当局的嘉奖，开庆功宴会，获得额外的假期，还得到150东德马克的经济奖励。[1-14]、[1-15]9个月后柏林墙倒塌，1991年四名边境士兵因向逃离柏林墙的市民射击并造成人员伤亡被依法起诉。
在长达5个月的审判中，每周都要开庭一到两次，庭审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27岁的尹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被指控直接射杀了克里斯·格弗罗伊。在法庭上，海因里奇坚持认为“自己当时是在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和命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Theodor Seidel）则回答说：“依法行事也并非绝对正确。”[1-16]
四名边境士兵在法庭上都坚称自己没有射杀克里斯·格弗罗伊。尹格·海因里奇引述一位上级指挥官的话说“我们只是被告知不要多想，执行命令就是了。”直到1989年，士兵们还在被不断告知，建立柏林墙是为了保卫东德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1-17]在法庭上，四名士兵都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其中一位同样是27岁的边境士兵安德烈亚斯·科恩帕斯特（Andreas Kuhnpast）面对法庭的审判流泪痛哭。
1992年1月20日，经过5个月的艰难审查，柏林高级法院（Berlin’s Superior Court）判决尹格·海因里奇犯过失杀人有罪，判处3年半监禁。[1-18]安德烈亚斯·科恩帕斯特犯企图过失杀人有罪，判处2年监禁，缓期执行。审判团合议庭法官在法庭上宣读：“边境士兵有责任拒绝服从共产主义政权‘明显违背正义’的对柏林墙逃离者的‘射杀令’（Shot-to-Kill Policy）”西奥多·赛德尔法官说道：“那些年轻的士兵‘只是这条长长的责任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对本国国民的射杀，就如同德国纳粹战犯，是在挑战良知，‘洞穿了人权的底线，对逃离者射杀的法律，绝对不能服从。’”[1-19]
在审判当天，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道：“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人可以不顾良心而有权力代表政权去屠杀人民。”德国第二轮对300多名东德边境士兵杀害逃离者罪行的审判，在一个月前也已经开始。但公众争论的焦点并没有停留在“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些执行命令的士兵身上，真如德国谚语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英语原文：“The little guys hang while the big guys go free.”中文译文：小鬼绞死，大魔溜走）类似，审判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低级的罪犯身上，公众更多的愤怒是指向79岁的东德前元首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舆论普遍认为是他向边境士兵签发了“射杀令”，他才是杀人的元凶，以及那些和他相似的东德高级官员，他们才应该真正对这些罪行负责。但埃里希·昂纳克在东德政权崩溃后逃到了莫斯科，苏联解体后，又躲进了智利大使馆受到外交保护。另一位作恶多端的东德安全部部长、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头领，84岁的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却因为“不治之症”而逃离了法庭的审判。这场迟到的正义，事实上已经无法真正体现出正义的意义。[1-20]
卡琳·格弗罗伊在庭审中作为共同控告人参与了检方的检控。在5个月漫长艰难的庭审过程中，有一次在法庭内她看到有人在分发杂志，上面刊登着自己儿子鲜血淋漓的遗体照片，悲痛得一度无法控制自己，不得不离开法庭。法庭最终宣判的当天，在离开法庭时，她拒绝对法庭的判决发表评论。在一个月前的庭审中，她坚持认为她儿子之死，“即使不是有预谋的杀人，但总归是杀人。”[1-21]
直到2000年，两名东德前官员西格弗里德·劳伦兹（Siegfried Lorenz）和汉斯-约阿希姆·波希米（Hans-Joachim Boehme）才被起诉到法庭，为克里斯·格弗罗伊和另两名青年之死负责。但原审法官因证据不足无法对其定罪。2004年8月重审，才被确定有罪，两人各被判处15个月缓刑。[1-22]根据德国司法部的档案，像这类相似的案件仅在柏林就有300多件还在调查之中。波恩（西德首都）的政府官员表示，尽管东德的许多官员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按照现行的法律，要对东德这些官员定罪伏法却非常艰难。[1-23]这些事实又一次验证了“正义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空洞和谬误。
二、北京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年北京城里一夜的枪声，可以想象，会让多少广场上孩子的父母、未归家者的亲人们担惊受怕、彻夜未眠。
岁月如梭。我在国内忙碌地工作、奔波，尽管自己也曾经亲眼目睹过“六四”这段特殊时期发生过的一些特别的事件，对许多事情也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但很多年来，却一直不知中国还有一个“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群体，在为那些逝去的灵魂不屈地抱团取暖、相互慰藉和寻求正义。直到十几年前的一天，偶然在网上读到一则流传的消息，谈到“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我在惊讶之余，去搜索这个名称，才知道关于她（他）们的一些信息。后来终于有机会能够打开这个网站，顿时觉得一股悲怆扑面而来。
图三、纪念“六四”三十周年，遇难者遗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去写“天安门母亲”，总是觉得太艰难和过于沉重，好多次想写，都写不下去，不得不停下笔来。可想而知，那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参与绝食，后来却又活了下来的一个个不屈的灵魂，面对已经逝去的一张张青春朝气的脸庞，心中的内疚和悲切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怎样的折磨和鞭策。
《给十七岁的蒋捷连》这首诗所表达的，便是浸透了这种折磨和伤痛的复杂情感。作者在这首诗的“题记”中咏叹道：“你不听父母的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2-1]（注：“蒋捷连，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刚满17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29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