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国内大学中专招生中出现过推荐工农兵学员，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特殊现象。回顾历史，1966年的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大中专院校关闭，没有招生。直到1970年，大中专院校开始陆续从工厂，农村，军队部门和基层部门招收学员，称为工农兵学员。
其过程大多需要上级发放指标，单位群众讨论推荐表现好的青年，由领导批准，经过个人政治审查，基本没有文化考试。即使有一些考试，也是地方单位自行安排的非正式考试，基本不影响入学。
但是年复一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过程渐渐被控制在有职权的干部手中，他们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比如收送礼物贿赂，以权利交易，把自己亲戚朋友，或者家庭职权背景，和社会职权关系的青年们送进大学中专。而其他普通青年鲜有机会得到推荐指标。
简言之，我所见闻的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并不是以培养科学文化人才为主，而是青年们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尤其对于在农村的知青和回乡青年来说，则是离开农村的重要途径。
我自己曾经历过1976年秋季工农兵学员推荐招生，那是一场令人悲伤的“闹剧”。我个人遭遇了蓄意诬蔑和无情排挤，给我造成的伤害始终存留在心中，无法忘怀。
现在来看这段经历，仍然愤愤不平。在那年的招生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资格参与推荐，却有幸目睹了招生过程，看清了大学中专招生指标怎样被各级领导权力所垄断，看清了推荐工农兵学员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凡是利用关系来求得自己的目的，寻求社会关系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人们常称为“走后门”，衍生于古典，原意为行方便之门，后来演变成形容社会不正之风。我在1976年招生中耳闻目睹的社会弊病，以权谋私和不可调解的社会政治等级关系，其丑恶放肆手段和程度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不可思议的是，我所经历的1976年招生，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和中专。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切不要误以为1970年代很清廉，恰恰相反，就是在那些年里，不正之风猖獗。很多人无视党纪国法，走后门，贪污贿赂不择手段，在社会上早已名声狼藉。对这些现象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对此仍有记忆。我认为，在反贪反腐中看到触目惊心的罪行，可溯源到那个1970年代。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推荐招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70年代里，国家经济萧条，企业没有什么发展，招工机会极少。可是城市高中生连年持续大批下乡到农村去，农村的高中生毕业后也返乡务农。历年来大批青年滞留在农村，没有其他出路。
所以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成为唯一的机会。大家都渴望着拿到推荐指标。走后门现象猖狂到了明目张胆，有家庭背景的青年可以直接拿到上学的名额。同样，忽鸡沟公社干部们理所当然地要把好的学校名额留给自己的回乡亲友，使他们的亲友得以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没有群众讨论，也没有基层推荐，指标被垄断在公社领导手中。
到1976年秋季时，我已经下乡两年多，是我所在的厂汉大队唯一有资格争取推荐招生的知青。由于我常去公社开会，认识我的人很多，忽鸡沟学区很多熟人都知道我想读大学，显然是个竞争对手。
但是1976年，我所在的厂汉大队没有收到任何指标，所以谈不上推荐。我正巧去公社开会办事的时候，听到别的知青在议论忽鸡沟公社的招生指标。有个熟人告诉我说，凡是有意报名要求推荐的青年要在第二天到学区参加考试，选拔考核优秀的青年。当晚我设法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按时到学区考场去。
当我走进教室，前来应试的青年坐了满满一屋子，学区主任已经坐在讲台上。我在教室右侧靠后边找到座位。考试开始，主任先公布规则，然后依次读着题目，下面的考生们可以随意举手。但是，一定要叫到你的名字，才可以站起来回答。教室里显然很紧张。
我要挺直身子，微微侧着头仔细听才听得见。我们注意到有两三个男生经常被叫起来，而且答案正确。我举手多次，但只被点到一次，回答了一个物理“摩擦力”的简单问题。我答对了。“考试”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考试”之后，轰轰烈烈的招生在公社闹得不可开交。公社到底收到多少名额，到哪些学校，一概不知道。我四处打问没有人知道，而知道内情的人不会说出来。我只听说县里发给公社的几个较好的指标是到铁路，卫生专科学校。这些名额都给了那两三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青年。
原来，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忽鸡沟公社学区特地设计了一场所谓的“考试”。想报名的知青和回乡青年都集中到学区的一个大教室“应试”。但是，事后我遇到好几个知青抱怨说根本不知道考试的事，事实上我也没有接到过通知。
在“考试”后没多久，有谣言传出，说厂汉大队的小吕考试答不出问题，而且答错了。谣言传播得飞快，竟然传到我村里，有个老乡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听到这无中生有的污蔑之后，我非常气愤，但是我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先把人推到井里，再砸下一块石头，可以把我排除在招生之外。
我不想去费力去作辩解，因为早就有人透露出来，学区提前给那两三个青年私下作了辅导，安排他们在“考试”时举手回答哪几个问题，在考场上“秀”一下。这样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想要的招生指标，而我们全都受骗了。
出于好奇，我又特地步行赶到学区办公室询问，得知公社发给我所在厂汉大队的招生指标是包头市师范（中专）体育专业预备名额。也就是说，哪个被录取师范体育专业的考生放弃这个名额时，小吕可以顶上去。谁都明白，这只是个“空号”。他们先剥夺我的招生资格，然后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指标来搪塞一下，堵住我的嘴。
义愤填膺！我立刻去公社找主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正好他太太在家，她直率地说，某某，那个在考场上常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其中一个年青人，是我的外甥，他是个回乡青年。男孩子不推荐去读书待在农村怎么办？我无法回答，回乡青年也一样的可怜。那个男青年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样子。这是个社会问题，我们没有人能够解决它。
我对回乡青年一向很同情，他们与我们知青同命运。农村父母供子女读12年书，家里白白失去一个劳力，结果儿女还是再回乡劳动，没有其他路可走。在招生的关键时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关系走后门，在那个没有出路的社会里是寻找出路的唯一办法。1970年代里，这样依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是普遍的，司空见惯的，及其寻常的事情。
在公社没有希望了，我干脆跑到固阳县教育局去。谁知发现县里招生走后门现象更加令人膛目结舌。相比之下，公社接到的几个中专名额简直是“残汤剩饭”。县里的高校指标有：上海外语学院、哈工大（分校）、北京工学院、内蒙古师大外语系，等等。全部被有“长”字的干部子女占有。奔波好几天下来觉得焦头烂额，一无所获。
固阳县教育局门口天天挤满了年轻人，大多是走投无路，跑到县里来寻找机会。大家议论纷纷，交换消息。没有人知道到底县里有什么指标，有哪些学校招生。所有的招生情况好像完全被封锁了，只听到几个学校的名字。
当我正在疑惑不安的时候，在固阳县教育局里听人们纷纷议论有个神秘的“中央”首长的女儿，从北京来插队的，拿到了北京工学院的名额。
有一次在其它场合，我偶然遇见那个女青年，瘦小个子，自然是一副骄傲的模样，开口就是“我爸”。据说，她父亲通过关系把插队的资料转到固阳县，我不清楚她到底是否在固阳下过乡，大学名额直接拨到固阳县给她。
看着坐在对面正在胡吹海侃的她，我心里想，我与你属于两个不同阶层。事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同龄的青年们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命运差别之大，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一时刻，相形之下，我和首长女儿的境遇犹如天堂和地狱之别。然而，特别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偏僻小城里的人们仰望北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首长女儿，带着无限的崇尚和羡慕，甚至是一种敬畏，传说着一个个神话般的“首长”的故事，把这个首长女儿“神秘化”，给她带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人们不但默许了她走后门，享受特权的事实，而且以十足的奴性接受这一事实。可见屈服于权贵的本性已经根深蒂固地蕴藏在文化里，渗入到骨子里。人们根本不懂得自己也应该有同样权力和机会。
推荐招生在神秘进行着，很多青年还是聚在教育局门外，三三两两交换消息。也有些人挤在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有时会被工作人员撵出去，他们就待在门口观看，我也夹在里面。
一天上午，来了个小伙子站在办公室里桌旁。我旁边有人低声说，那个就是拿到上海外语学院指标的知青。他又追加一句说，他爸是县里的组织部长。看上去这位组织部长儿子和那位中央首长女儿一样，一副旁若无人，理所当然的神态。
不一会，一位中年人从办公室里间走出来，和年轻人交谈几句后，又和工作人员到办公室里间去了，看上去好像在办理手续。人群里有人说那人就是组织部长。我旁边那青年又说，那个到上海外院的指标专业是学阿尔巴尼语的。我很是惊讶，转过身轻轻问道，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去找了上海外语学院招生老师，他就住在县招待所。
固阳县城很小，只有一条土路大街，重要的机关部门沿路都可以找到。我真佩服他们消息如此灵通，但是无济于事，他们和我一样，只能在旁边观看。
随后，我们几个人干脆走到教育局大门外街上说话去。原来这知青也想上大学而拿不到指标，气愤之余，他找到招生人员的住处，见到上海外院招生老师。上海外院招生老师也很愤愤不平，抱怨这考生面试时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但是他只负责面见被推荐学员，没有其它办法。这上海老师说他自己也有个弟弟在农村下乡，没有门路上大学。
很凑巧的是，我们正说着话，有个中等身高的男子穿过人群，走过我们身边。我旁边那个知青示意说，他就是上海招生老师，并跟他打了个招呼。这老师背着个包，抬头回应了一下，说要去赶车回上海，随后匆匆走了。我目送着他的后背，什么感觉也没有，差不多已经麻木了。
在那之后的一天，我瞥见在大街对面招待所门前站着一位女青年，一位招生老师模样的中年人正很有礼貌地送她走出招待所大门。那女青年一副沮丧的样子，愁眉苦脸。我认识她，是我们忽鸡沟公社的回乡知青，家住在公社所在地旁边的小队。她平时喜欢给县文化馆写写什么。我曾经在包头的群众文艺创作班遇见她。后来，我跟她打招呼。她说到招待所找内蒙古大学的招生老师，她想去学中文，但是没有任何希望。
我记得以前有人问她，你爸干什么的。我知道她父亲是村里普通老农，年纪大了在公社守夜打更。当时她一脸尴尬，强笑着吱唔了一下，答非所问地说，还在继续战斗，云云。我早就转过身假装没听见。那时我觉得有点反感，何必这么虚荣，你爸至少不是四类分子。现在听她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挺同情，心想，唉，你跟那两个拿到大学指标的青年的唯一差别就是，你爸不是个“长”。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开口就会问“你爸干什么的”。所以我轻易不敢跟人交谈。前两年网上传说有人开口就是“我爸是XX”。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温习”，耳熟得很。人们抱怨的“拼爹”，似乎也是传承的文化。青年人的前途关键在于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没有职权的父母，子女不会有好的出路，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回到1976年秋季，我在固阳的那些天里，听人说起还有一个内蒙古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指标，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我好奇地打听几次，连教育局都说不知道，他们可能不愿说。我带着这个谜离开固阳。一直到1978年3月入学到内蒙古师院外语系，才突然想起这件事。
有一次我问熟悉的女生：76级里是否有固阳来的学生，有人指了一下，是个大高个子男生，在部队待过，在走廊右边的班里。我听说过，那个班的学生基础较差。他正巧拿着本书正在走廊里读英语，我扭头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想过这事。
往年推荐工农兵学员时，在固阳县发生过有人状告不公平的推荐。1974年秋季，我正好下乡去路过忽鸡沟公社办理手续。在办公室遇见公社书记的女儿，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给我看了入学表格。
下乡两年时间里，她在学区当老师，入了党，没有劳动，照样拿到外语学院的推荐指标，真是走了一条平坦的大路通向五彩缤纷。不料随后被人告发。再后来听到的是，书记女儿的指标被取消，本人得了精神分裂症。究竟谁告发，不得而知。有人传说，一定也是有点权势的，普通农民不敢得罪公社书记。很多年来，我常常想起她，深感同情。
前不久，我和厂汉村一位回乡知青在微信上通话，才得知她仍住在固阳县城，父母已去世，丈夫对她不好。她天天要骂人，恐怕永远也无法发泄内心的怨气，抚平内心受到的创伤。她成为推荐工农兵学员竞争中的牺牲品。
记得那个早上，我和一群毫无希望的知青们照例又来到教育局，仍然不甘心，挤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待着出现什么奇迹，诸如：有个名额空出来了。我站在这人群里，不经意回头观望了一下，看到眼前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冷风吹得每个人鼻子红红的，早晨的阳光惨淡，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明显流露出忧虑和焦灼。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处于多么可怜卑微的地步！十几岁就失去读书的机会，被弄到农村去修地球，一年到头干活也养不活自己，渴望上大学进工厂不能如愿。除了对父母，我们对谁都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家庭的权势，没有可依靠的社会关系，我们孤立无援，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像我这样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还要为父亲没有犯过的罪行去赎罪终身。什么前途不前途，谁都可以踹我一下，随时把我踢下更深的悬渊。
目睹招生中极度的不公平，我再次领会被边缘化的耻辱。我们这些普通的知青，守在教育局的门口，就像是一群绝望的流浪小狗，巴望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施舍。
我立即转身离开教育局，离开了固阳县城回到厂汉村里。一连多天的奔波弄得狼狈不堪，没有了一点点锐气。事实上一无所得，究竟固阳县有哪些大学中专指标，一概无人知晓。
1976年的招生就这样万分遗憾地从我身边过去了。我明白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内蒙古农村的冬天地里没什么活儿，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下地。我便向队里请了假回南方探亲去。我要回去找书，利用冬季时间在家里学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听到过一些谣传，将来可能还要实行高校考试。不能依靠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我决心努力学习，相信用自己真本事去竞争，将来有一天国家需要知识的时候，我要做个有用的人。
在家里埋头复习功课三个多月。1977年春天，在我返回内蒙古之前，我父母特意和我到家乡常熟北门郊区的桃园涧去，那里有一望无边的桃树林，刚吐出新芽，露出粉色花蕾。父母和我拍了一些照片，祝福我的前途在1977年里如即将盛开的桃花。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我面临的将是何等残酷的现实。
可欣慰的是，1977年冬季高校招生全国恢复考试制度，我得到同等权利参加高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忽鸡沟公社考取大学的五个知青和回乡青年中，有四个在1976年都有资格参加推荐招生，而没有得到推荐。1978年3月，中国大中专教育改革终于迎来了春天。
写Briarcliff NY
2018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