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国会辩论中，参议员康纳利（Tom Connally，1977—1963）问艾奇逊，如果希、土援助案通过后它是否也适用其他国家，艾奇逊回答，世界上其他国家绝不可能一体适用，必须根据各国的特殊环境而定。（同上P.44）究竟什么算是艾奇逊眼中的特殊情况他没有说，倒是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在是否应该以军援协助蒋介石以武力清除共产势力问题上给国务卿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他提出了5条理由：1、会直接涉入中国内战；2、会刺激苏联采取同样方式支持中共；3、除非美国准备无限期地接管中国军事与政治，否则将无决定性的结果；4、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5、不符合美国援外的优先级。（吴书P.104）
问题是，既然援助希腊是一个必须而且是有效的保卫自由、制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同时期美国政府却拒绝援助中国而热衷于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其实范宣徳这里的列出的理由禁不起推敲，因为它们同样也可以适用到希腊和土耳其的情况。但是美国国会两院依然以287对108和67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希、土援助法案”（Greece—Turkish Aid Act），共计给希腊、土耳其拨款4亿美元，另外向希腊派遣350名顾问帮助希腊政府同希共作战。这样，同途殊归的情况发生了：1949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被政府军击败，而中共却在大陆推翻了中华民国政权。
当回过头去从政治方面去分析国民党失败大陆的原因时，尤其是把中国和希腊的情况放在一起比较，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现象之外，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另外一些同和异来：发生在希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性质是相同的，但是希腊面积小、人口少，而中国大而且人口多。这就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看中国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军事、经济干预希腊就容易多了。另外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就是世界上那时没有为希腊共产党辩护的“希腊通”，但同时代美国却有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以及学者、教授公开、直接地为延安背书。我们不能把中国通同蒋介石失败大陆直接划等号，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因为没有“希腊通”，在希腊失败的是希共。这也就是为什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开展“忠诚调查”的由来。国务院外交人员如范宣徳、戴维斯和谢伟思（John Service，1909—1999）等中国通们成为当时听证调查的对象，后来分别受到质罚。但有意思的是，同“丢失中国”关系更直接的“雅尔塔协定”却甚少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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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签订了邀请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的雅尔塔协定。那个协定对中国抗战结束之后政治军事的发展影响都很大。当回过头去探讨国民党失败大陆的原因时，雅尔塔协定是绕不过去的。
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二到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1、维护蒙古的现状；2、恢复苏联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对中国东北一系列的权利；3、千岛群岛交还苏联。苏联答应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友好条约，为使中国摆脱日本的奴役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苏联代表还坚持写下三大国首脑保证在击败日本后“将满足苏联的这些要求”。有材料证明，雅尔塔协定是由莫洛托夫（苏联外长）起草，罗斯福、丘吉尔签字而成。（邹书P.221）苏俄侵略邻国历史久远，雅尔塔协定无疑是20世纪自由世界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机会。莫氏使用“苏联最高利益得到保障”这模糊概念的词句在当时很容易让各方接受，但是当满洲局势完全处于他们控制底下之后，斯大林的野心和劣性随即膨胀，一反当初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许诺，随意解释协定以及苏中友好条约的条款。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继任总统杜鲁门在5月中旬派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890—1946）到莫斯科要斯大林澄清他执行雅尔塔协定时对中国在满洲主权上的立场。斯大林重申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有足够力量来统一中国”，他说，“在他的军队为了打日本而进入任何地区，他都将尊重中国的主权”。[11]显然杜鲁门对斯大林的保证感到宽慰，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据专家估计，即使日本军队被俄国人牵制在中国，入侵日本至少还会造成50万美国人的伤亡。6月，美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政府。
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从三个方向朝满洲进军。两支主力部队由西北和正北进入满洲后在哈尔滨会师，接着南下占领了整个东北。另外一支从外蒙进入热河、察哈尔向张家口进军。其时国民政府已经获得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但鉴于苏军的来势，日军撤出张家口，国民政府失去了接收的机会。苏军随即又向河北推进。这样，他们的占领区就把华北和内蒙古中共的“解放区”与满洲联结起来。如此，因为对中共军队收放自如，斯大林就掌握了操纵中国政治的有利地位。把当时各种情况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是怎样阻扰中国政府在满洲重建政权的。
首先，从一开始斯大林就没有兑现他尊重中国主权的诺言。表现在不让美国运送国军船舰在大连就近登陆；国军陆上推进遇到共军阻击时拒绝提供支持；对国军空投部队的限制苛刻到根本无法操作；不允许国军在满洲征招新兵；利用他们随意决定的撤军时间来获取：1、更大的经济利益；2、作为筹码要求美军同时撤军；3、使中国接收人员无所适从。
其次，莫斯科同延安配合默契，在日本投降之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共就得以占领长春以北整个满洲。1、苏军对十余万名中共部队网开一面，让他们从内蒙和华北抄近路进入东北；2、向中共提供缴获日军的武器弹药；3、默许共军在港口和国军北进路线上阻击接管满洲的中国部队；4、允许中共就地征召新兵；5、将在押的原满洲国正规军的士兵作为俘虏释放、让他们参加共军部队；6、允许中共组织地方政府、或者接管在苏联红军进入一个地区后不久组织起来的地方管理机构。
再次，苏联不仅从满洲搬走大量工业设施，还努力使国民政府作出进一步的经济妥协。苏联从9月初便开始搬走满洲最新、最好、最宝贵的工业设施政策。据美国赔款专员埃德温·波利估计，它对满洲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达8亿5千8百万美元，为抵消搬动、破坏和因此全面退化的工业设施而进行更换的全部成本达20亿美元。（邹书P.266）但是苏联人并没有就此满足，斯大林还提出今后满洲80%的重工业由中苏联合经营的要求。国民政府从一开始犹豫、回避到最后拒绝，斯大林则以拖延撤军报复。1946年3月26日，苏军在最后一分钟通知国民政府他们将撤离长春，“我们无法等待中国军队，只能把我们的职责转交给那里的任何军队。”（邹书P.267）4月14日，中共向长春发动了经过充分准备的进攻，4天后国民党驻军战败。长春战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表面上）破坏了自1月份由马歇尔主持的停火协定，重新点燃了国共内战之火。
应当承认，罗斯福邀请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出于军事考虑，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利益而让中国付出额外代价。如果后来一切发展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斯大林兑现他的许诺，中国所做的任何牺牲也许仍然值得。但是美英都忘了历史上俄国人掠夺的野心，忽略了欧战之前几个月斯大林还和纳粹、日本分别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到了停战前一两个月还在私下同日本周旋以避免他们和英美盟国接触。最关键的是，罗斯福、杜鲁门当时都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天敌，两个信仰体系之间没有共同理念和利益，不能相信，更不能依赖，纳粹入侵苏联这个单一事实不应该让斯大林自然地成为盟友。
“雅尔塔协定象征着美国对中国的背叛，对共产主义的绥靖。它既没有在之前与中国磋商，缔约后又没有立即通报，这种做法严重地背离了美国外交的一贯做法，很少有美国官员敢于为协定中这个方面进行辩护的。”（邹书P.201）雅尔塔协定也是美苏从二战的“同盟”发展转变成为冷战时期的对手的转折点。
雅尔塔协定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美国不愿意也不能够诉诸在华地面部队去建立和维护或许会使雅尔塔会议成功的权力结构。归根到底，那是因为19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不管是推动国共建立联合政府，还是停止对国民政府提供军援，还是邀请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其实质是美国当时在中国执行的一条既缺乏政治基础又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即使斯大林完全按照美国的方针帮助国民政府接收了满洲之后蒋介石仍然会失败于大陆。
【注释】
[1]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页。
[2]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以下简称“邹书”）P33、P34）邹谠，1918年生于广州，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研究生，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任教于斯，1988年退休。他一共出版了6部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3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3]美国汉学家、蒋介石顾问、中国通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989）在1945年6月批评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执行的全面支持中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违背传统原则。赫尔利的立场是什么呢？45年1月他给国务卿的报告里说：在我与共产党人进行的谈判中，我坚持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提供军需品。美国向共产党提供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国民政府。随后他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不向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组织提供援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命令。拉铁摩尔从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理由支持重庆都是对延安的不公正。因为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就意味着“一贯支持中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美国开始实行一条旨在导致中国政治和领土破裂的政策。”（邹书P.123）如果他的立论站得住脚，那么两年后美国在希腊推行“杜鲁门主义”将希腊共产党军队击溃也就是错误的了。所以美国要想完全秉持中立其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件原则。50年代初，拉铁氏在美国“忠诚调查”中成为主要靶子。
[4]见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博士吴昆财《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1947—1950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以下简称“吴书”）P.39吴昆财，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中正大学历史所博士，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201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5]1949年前费正清没有去过延安，但他说从他人的描述中感觉延安就像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从那儿回来的访问者，讲起那里的景象时，都带着极为兴奋的神情，就像刚尝过天降甘露一样。（《费正清对华回忆录》P.313页）让他对共产党人“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印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276页）
[6]见《美中关系白皮书》P.56，（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国务院出版号3573，1949年8月发行。
[7]台湾历史学家梁敬????《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页。
[8]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532页。
[9]《杜鲁门回忆录》下卷P.123，东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译。
[10]《马歇尔使华报告》P.20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2012年华文出版社出版。
[11]《杜鲁门回忆录》上卷P.205、207，东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译。
【主要参考书】
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