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郑州CDC连续3年（1993～1995）对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当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爱滋病的感染。”
请注意，这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的二次复检，不是初检；而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爱滋病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爱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
而我的田野调查发现献血员中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时间更早，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HIV+”，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在当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单采血浆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官方整顿关闭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播爱滋病”，导致大批地下血站产生，非法卖血活动屡禁不止。
也许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爱滋病，河南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染爱滋病，而是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只说是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动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当时其他各地还没有停。”之后，最早砍血站又成了河南官方一项政绩。
河南省乃至全国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年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年3月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当地官方民间都认为：这一整顿才乱哩，官方血站转入地下，还又整顿出来一批私人血站！“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
而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局隐瞒了卖血传染爱滋病这一致命真相。当时老百姓还被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说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挣钱。结果是：被忽悠的农民群众更加疯狂卖血，感染人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但是地下隐秘卖血活动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对疫情层层隐瞒，严格保密
1998年4月，爱滋病村小滩李村医将本村村民发病情况以“疑似爱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爱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爱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爱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在乡村医生大会上，乡防保站长宣布该病为“无名热”。
1999年底，上蔡县防疫站仅数据库爱滋病已经三四百人了，一直严格保密不报。后来记者来了包不住了，县委班子建议书记上报，报了3例。
省里更是严加隐瞒。2001年上蔡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万～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上蔡县主管卫生的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极为不满，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打击。
高耀洁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为揭露河南爱滋病疫情立下汗马功劳，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爱滋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却很淡然，说：“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
直到2005年，爱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爱滋病了，上面不让说。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至今，当地组织部还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爱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人命关天，我相信这是实话。既然如此，后果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将灾难损失降到最低？如果在1993年发现单采浆传播爱滋病以及各种疾病时，当局不是隐瞒疫情而是正视疫情认真对待，公开告知社会民众，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积极有效的防治，这场爱滋病灾祸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时控制？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现实是，因为刻意隐瞒疫情全面封锁消息，大批农民献血员不知道灾祸已经来临，从响应号召“光荣献血”到违法非法“偷着卖血”，在这条灾难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发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终，河南农民从未被正式告知过：当年的“献血”可以导致感染爱滋病、肝病以及其他传染病，反被污名愚昧无知贪钱不要命。
就这样，由于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从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农民流动卖血屡禁不止，大面积经血液传播爱滋病病毒长达5年时间（甚至更长），使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结论：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爱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卷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但是卖血行为绝非卖血农民的自愿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错误政策的诱致性和政治体制的强致性因素。以发展经济为名，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爱滋病长时间大面积传播，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而爱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