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想上大学，1964年考初中时，我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大学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想早点沾上大学的边，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清华附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梦一步一步遭到了摧毁。
文革初期，社会上破四旧。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认为传统的东西就是反动倒退，必须摧毁砸烂。而对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当时上有关于香花毒草六条标准的“最高指示”，下有红五类天然正确的理解。
既然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校是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学校的教科书就必在扫荡之列，我的初中课本不幸遭遇此劫。1966年初夏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学校宿舍，发现屋子里烟雾缭绕，我的脸盆被放到床上，脸盆里满是纸灰，追问之下，才知道是班里的红卫兵来宿舍破四旧，效仿秦始皇焚书，由于我不在宿舍，我的初中课本就成了他的第一批战利品，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等，悉数烧光。
来烧书的红卫兵平时老实憨厚内向，在家里住，并不住在学校，和同学们来往也不多，没想到蔫人干大事，趁人不在，把我的教科书全烧了。我的愤怒伤心自不必说，但仔细想想，有领袖的意旨和红五类红色恐怖的权威，我就是在场，是否又敢抢救，又能救得下来几本呢？但问题是，我还想上学呢，没了书可怎么办？看着脸盆里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灰烬，我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大学梦似乎难以实现了。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
过了些天，我们到京郊亮甲店劳动，住在村中知青的屋子里，有个前两年下乡的知青对我们说，别做梦了，将来你们和我们一样，也得下乡。我还很不以为然。但是，心头总有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我的爸爸头戴“反动学术权威”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两顶大帽子，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发现铀矿和找到中国最大铀矿床的人之一，但在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我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1966年9月，我们去京郊房山县窦店农村帮生产队刨花生，上工下工路过一户地主人家时，同学们纷纷用石头砸猪圈里的猪，以显示自己的阶级感情和革命义愤，猪哼叫着蹿跳着来回躲避，主人也不敢出来拦阻。我虽然也跟着扔石头，但心头更堵了，出身不好的猪尚且如此，出身不好的人岂不是更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前途真不敢想，只感到一片迷茫晦暗，就想逃离，躲得远远的，又不知逃到哪里去，甚至想这辈子就这样算了，有破罐破摔的想法，和几个同学给农垦部长王震写信，要求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农民，但一直没有等到回信。
我的预感不幸猜中。后来十余年的人生，我不但离大学越来越远，而且几乎所有一般人认为的好事都与我无缘：
1969年1月我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刘家湾村插队，下乡4年，大学招生没有光顾我们村。在农村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但公社知青专干的答复却是，“此人缺乏年轻人的潮气”。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潮”从何来。回到生产队派我看瓜的瓜棚里，躺在星空下，才恍惚感到，大概是因为这个人前些天到瓜地来，我没有让他白吃白拿的缘故。
1972年底招工进入汉中勉县的海红轴承厂后，我努力工作，出徒不久就当了车工班长，入了团，被选为车间团支部书记，但我的价值似乎只在于干活。当时上大学要靠推荐，所谓推荐，并不是由群众推荐，而是由车间领导向厂里推荐，再由厂领导定夺。每次招生推荐，不管是正规大学、厂办大学（当时叫七二一大学）还是中专技校，我都积极报名，但总是连车间这一关都通不过。最终能够得到推荐的多是厂里干部的子弟。
有一次大学招生，和我在一个班组的同班同学许玲被车间推荐上去，厂里公布了两榜都有她，最后一榜却被刷了下来，由厂里干部子弟顶替。许玲出身工人，共产党员，工作积极，为人忠厚。她的命运尚且如此，我就更不敢想大学的事了，只好争取中专，但也从没有得到推荐。我问车间党支部书记陈玉成为什么不推荐我？他言不由衷地说，不知道你愿意上中专，要不就推荐你了。可是当时我已经25岁了，25岁是当时国家规定的上大学上中专的最高年龄线！我名都报了，什么时候说过不愿意？
25岁一过，我的心彻底凉了，感到今生不过如此，大学梦彻底破灭了，灰心至极！从小大家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现在我知道了，谁能接班谁不能接班，却绝对看你跟权力关系的远近。小学中学下乡进工厂，领袖都谆谆教导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但现在我体会到，自己只有被动地接受安排，从事有权势者不愿意他们子女干的生产劳动的份，而不能通过努力，主动选择自己的前途命运。
我当时的日记中不乏“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豪言壮语，然而，自己都是奴隶的命运，还奢谈什么解放别人！从此，直到很久以后，我都把倒霉看作常态，把幸福看作意外。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有先见之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学习，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放弃了坚持数年的英语、日语，也不再翻阅一直很有兴趣的机械、液压书籍。同时进厂的清华附中高中生张益锋工余为大家讲授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我也不想去学。哀莫大于心死，尽管我还在认真地干活，但那似乎只是一种习惯，是出于生存与良心的条件反射。
在一年多时间里，我不愿意和人说话，不愿意看书，更不愿意笑，同事盛宗颐说我的脸拉得像驴脸。前途暗淡，又不知如何与命运抗争，怎么能有好脸？由于心里的苦闷难以排解，我常常在星期天休息时一个人爬上厂后的大山，躺在大石头上，一躺就是一天，仰天长叹！
1977年下半年，家人来信告诉我，说大学招生有可能重新恢复考试，让我有所准备。对这个消息我半信半疑，但无论如何，它是我即将灭顶时的一根救命稻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得抓住机会。
不利条件是明摆着的：我只上到初二，很多知识没有学过，就是学过的这十多年不摸书本也忘得差不多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我由于极度灰心，自暴自弃，中学各科知识这些年都没有自学，肯定得不到上天的眷顾；而且缺少中学课本，没有人辅导，也没人可问。
陕西省1977年的招生条件规定，超过25岁的人，必须具备突出的工作成绩，有所发明创造的人才能报考，而厂党委又做出决议：本厂25岁以上的工人中没有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由于我们车间报考的人最多，厂里特意组织我们车间的工人在下班后大干（无偿的，但必须参加）两个小时，然后再组织团干部进行整团学习两个小时。
我是车工班长和车间团支部书记，如果不参加大干和整团学习，不但很难动员其他人，厂里也会说我政治不合格，不让报名。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为了激励我们，也可能是为了减轻厂里对我们报考的阻力，车间技术员杨树浦放出风来：“让他们报，如果这些初中生也能考上大学，我用手掌煎鸡蛋。”后来，车间里报考的都是男生，也许女生的脸皮薄，怕别人笑话。我当时想，管他妈的，笑话就笑话，反正已经处在最底层，还能怎么样？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1977年高考没有考上。由于时间仓促，当时很多知识来不及学。那年语文试卷中有叶剑英的古体诗“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要求翻译成白话。我根本没有看过这首诗，其中的典故也不知道，当然翻译不出来。但4门考试的总成绩也达到256分，平均64分。
如果是25岁以下，平均60分就可以录取，但陕西省那年规定，25岁以上考生的分数必须高得多才行，因而我没有被录取。这一年，只有张益锋和刘京昌两个高中生考上了，而初中生都没有考上。我一时有点灰心，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考大学，后来在刘京昌的鼓励下，还是为1978年高考进行了准备。
有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缺少书，家里寄来一些，我们也互相交换；没有老师，我们就互相问，只要弄明白了一个问题，就去考别人；为了增强心理承受力，我和米小平故意恶言相向，如果考问中对方回答不出，就立刻送上一句：“笨蛋，这都不会，还想考上大学？”厂里不让报考，我们就去汉中地区招生办讨来上方宝剑。
但难以克服的是时间少。对每个人来说，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要想挤出时间来学习，既然工作时间不能减少，还得增加，就只有压缩休息时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掌握中学6年的知识，又是在大打了折扣的业余时间，也就只能压缩休息时间了。我给自己制订出详细的学习计划，如果完不成就不睡觉。衣服几个月没洗，脏衣服都堆在床边，隔些天从中挑件干净些的换上。
后来因为时间还是来不及，干脆采取“随机睡觉法”，下班回来就躺在床上看书，床头灯一直开着，看书看到自己睡着，醒来接着看，不看表，不管是几点。有几次宿舍停电，我就跑到传达室，借着那里的马灯看。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到临考前十几天，我累得实在撑不住了，幸好厂医院的一位女大夫同情我，给我开了几次病假，才救了我一命（在此给这个女大夫深深地鞠躬致谢）。
到1978年7月考试的那天，我从一大堆脏衣服里找出一件最干净的穿上，但那是件冬天穿的双面卡厚罩衣。在汉中暴雨前的闷热天气里，穿着这样的衣服考试，简直是挥汗如雨，如同受刑。但是，考场里有那么多女同学，我又不好意思脱下来，因为里面没有别的衣服。就这样，三天考试结束后，我的嘴唇起了一圈大泡。
第一天考试结束后，我感觉特别好，感到这次有门，回到宿舍后高兴地抽起了烟，并且是一次抽两支，并排抽，一连抽了一包多，兴奋得睡不着觉了，到半夜两点还没睡着，吓得不敢看表了，闭着眼躺着，几乎没有睡，到5点钟起床乘车去考试。
第二天的第一门考试是数学，遇到一道几何证明题，看着很熟悉，前几天还做过类似的，但这次脑子似乎不转了，就是证明不到底，怎么拍脑门也没用，反而拍出了一把一把的冷汗。考完我那个恨哪，掏出烟一把撅了扔掉，打火机也扔掉！要是这次因为数学而上不了大学，我不得抱恨终天哪！
幸亏其他科目考得还不错，5科总分考了376.5分，数学也考及格了，我还是搭上了大学的最后一班车，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而从插队开始抽了10年的烟也就这么戒掉了。
经过1977、1978年两次高考，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少年时我想上清华大学学无线电，文化大革命让这个梦想成为泡影；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我学过针灸，钻研过农业，也曾幻想过上学深造，但始终只是个幻想；到工厂后学习机械和液压知识，学了英文，还学过日文，想上厂办七二一大学和中专，却总是无缘获得推荐。在梦想已经破灭，人生前行的动力渐渐冷却之时，却出现了通过考试上学的转机。
当时家里正帮我联系调回北京，已联系好中国气象局，但仍然是当工人。我想了想，北京以后还可以争取调回，而大学，如果这次不上，以后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先上大学。这两次高考，厂里凡是来自清华附中的报名参加，不管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百分之百都考上了。
遗憾的是，有两个清华附中同年级或同班的女生，我一直认为她们非常聪明，不知为什么两次都没有报考。我知道，考上大学不完全取决于我的本事，很多比我聪明的人都没有上大学，我只不过遇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时机，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在已经绝望的时候，又找到了希望。
1978年10月6日，当我走进西北大学校门的时候，我仿佛走出了噩梦，但很长时间我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一直不愿意回首往事，每次回头看，总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时常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停留在15岁，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后来，每当走进女儿的高中校园，我都非常羡慕，真想重走一遍人生路，也尝尝高中的滋味。因此我在上大学和研究生时几乎不觉得枯燥和累，我感到大学就是最好的地方。我多次对女儿讲起这种感受，她似乎总是当故事听，也不知她现在是否能够体会到一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