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媒体高干、流亡美国加州的程凯先生接受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专访。（图片来源：SOH合成）
前中共体制内高干，流亡美国硅谷30多年的程凯先生，在“六四”到来之际表示，“八九六四”是惨案，但是却拯救了他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今年“六四”的32周年纪念日与往年相比有四大特点，是什么呢？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辛恬对程凯先生做了专访。
辛恬：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屠杀32周年，今年纪念“六四”与往年显然有所不同。程凯先生回想当年，他认为，虽然“六四”屠杀是一件惨案，对自己而言却是获得了新生。我们知道，今年“六四”在中共势力对香港的控制下，首次没有了香港维园的大型烛光悼念集会。
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辛恬就“六四”专访资深媒体人程凯先生。（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程凯先生曾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之后被调往海南，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之后任《南海日报》总编辑，属于中共体制内正厅级别高干。“六四”之后他遭清洗，流亡到美国，曾参与创办多个中文报刊，后任《自由亚洲》驻旧金山湾区特派记者20多年，直到去年退休，目前居住在加州硅谷地区。
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初期，作为一个党媒的总编辑，程凯先生说自己一开始也是遵守着中共的要求，对北京学生的抗议请愿采取忽视和不报导的做法。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导致他惹下了所谓的“滔天大祸”，成为“六四”之后被清洗的目标呢？
两条底线：我放弃了共产党给我的底线，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线
程凯先生：我们在海南当初也是基本上按照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口径，当地的一些海南大学的学生也有走出来示威的，我们一概都没有报导。因为中央没有报导北京学生示威的情况，因此还引起海南大学学生们到报社来示威，叫我出来跟他们对话。
当然我很害怕，因为我没法面对他们，我觉得理屈词穷，他们是正义的，我不宣传那是非正义的东西，因此我只好躲起来不敢面对他们。后来直到“426社论”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要求制止这个动乱，只有邓小平的声音，根据邓小平指示写的社论。那么这样的社论你该往哪放？当然是头版头条，我就觉得没有哪一个媒体人傻到不懂得这个事情的。作为媒体人，起码的敏感得有吧，当然我也知道那个社论是失实的。
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海南日报》就把它放到第四版去了，全国独此一家。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北京的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军队要戒严了，4月29日那儿张牙舞爪地宣传戒严，“426社论”就是一个先声。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社论还在继续拥护的话，我觉得我违背了自己作为媒体人的良心。
那时候我自己面临著这么个决战，内心的决战：一个是作为共产党报纸的总编辑，党给我了底线，按照党的要求一步一趋；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媒体人，有一个良心的底线。这两种底线，我知道我那时候只能守住一个底线了——要守住自己良知的底线，你就没有办法再守住作为党的总编辑、报纸总编辑这个底线。你要守住那个底线，你良心的底线必须放弃。
我作为媒体人，那个时候年轻，也对中国有很多担忧。另外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亲眼看到八十年代是给中国带来一些希望，在赵紫阳的领导下，整个的黄金十年，眼看着就要被葬送掉了，我觉得作为媒体人，这个良知底线我得守住。因此我放弃了共产党给我的底线，我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线。
作为总编，我当时的决定惹下了滔天大祸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社论历史终要否定它的。过去32年了，我仍然这样认为。32年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未来仍然要否定的。如果说历史将要否定的，我们不如现在就否定它。因此我就指示我们总编办主任，把“426社论”放到第四版。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我就做了。由此惹下了滔天的大祸。
当然《海南日报》不仅是这个了，还有429以后我们还发了赵紫阳总理的照片，明显地表达了对赵紫阳的支持。我们不但发了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学生、拿着喇叭筒那个照片，还发了他在海南以前视察的一些旧照片。标题是《紫阳您好》，这个也惹了大事了。
1989年“六四”前夕，时任总理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请愿的学生们对话。（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同时作为媒体、报纸，那是有“版面语言”的，就是一个报纸一个版面，你这个消息处理到哪一个位置，处理成多大的标题，这都说明你这个编辑跟你的总编辑对这篇新闻的评价和政治的倾向。因此当时《海南日报》也用了所谓“版面语言”，处理了很多外边的来稿。
比如，匈牙利的一个领导人，他在另一个事情中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向民众开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消息，是新华社发的。我想，驻外的记者是有意地发了这个消息，很多报刊就不用，有的用了，放在第四版国际新闻。我们就拿来放在第一版，处理得很显著，而且还加了一个花边框。这就是我们的“版面语言”嘛。
在“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的时候，把这些都罗织在一起了，那是我的“罪状”。现在我为此感到很光荣，那是对我的功劳的记载。
媒体人是怎么样面对“六四”的？
我觉得当时中国的很多媒体人，我觉得都是有同心同理的，人民日报的很多老记者，走上街去参加学生的示威。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钱李仁在门口挡住他们，那些老记者们，他们的资格都很老，从延安过来的，有的是国共战争随军记者，一把把他推开，他们就上街打着标语，一些老记者带队，那时候他们也很醒悟了，打着“不要再逼我们撒谎”的标语。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在逼着我们撒谎，逼着我们讲假话，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了，“不要再逼我们撒谎”。当然最后整肃，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
根据邓小平的精神写“426社论”的一个副总编，他心里边是不赞成“动乱”这个说法的。中国媒体人就是这么悲哀，我不赞成，但上面精神来了，我必须按照这个精神来写社论。就是他的笔跟他的心是不对等的。一般的文章是言为心声嘛，应该是一致的，但中国媒体人的悲哀就在这里，他下笔写东西，未必是他同意的，未必是他想的，但是党的宣传需要，你必须这样写。包括起草社论的这个副总编辑，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他真的不同意。但是写社论是你的工作，你的政治观点，你对“六四”、对八九民运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也要被共产党控制。他以后也受了清理，被清理到四川去了。他是个部级的干部，调到四川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给他个闲职降了两级。都被大清洗。
“六四”之后被整肃，流亡海外30多年不能回，不后悔
我也是被清洗之一了。我想那个时候的媒体人，大致上的心态都是这样的，这些人也受了整肃了，《海南日报》受的整肃就更严重了，我自己也是受了整肃，不然也不会流亡到海外，30多年回不去。
我不后悔，过去有不少人问过我，你后悔吗？他们大多数过去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那个时候就算你不去，再有大的作为，一般的升迁到了退休混个副省级、正省级干干，应该没有问题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你必须跟随它们。说到底，你必须是贪官，必须是酷吏，你才能做到这样，如果你不这样，你升不上去的。
混迹在中共体制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比如在一个班子里边10个人，你不贪污，别人贪污，9个人贪污，最后被打成贪污犯送进监狱的一定是你，而不是他们。因为那是个烂泥塘子，那是个污泥浊水的地方，没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高洁，所谓出淤泥而不染那是不可能的。
鲍彤他是个很好的共产党官员，他“六四”以后随着赵紫阳下台，他也讲，我如果在共产党队伍里，也可能成为贪官。鲍彤都如此了，我独善其身不大可能。因为人都是人，诱惑太大，你能顶住10万元的贿赂，你顶住100万元的贿赂，你顶不住1000万元。诱惑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包小二、包小三的，很多人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那种诱惑面前，你没有办法抵挡。
我们海南省有一个副省长，他是个矿工出身，他是海南的石碌铁矿局掘进队队长、劳动模范，后来提为专属的副专员，后来建省以后就当了副省长。他也是很纯朴的人，跟太太感情很好。当了副省长以后，他有权力批条子、批项目、批地、批款，缺乏任何监督，人就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下边的公司老板找他批条子，必须送一个女孩去到他的办公室拿这个批条，如果送一个男人去，十个去十个拿不到。送女孩子去，公司总经理就跟那女孩子讲了，你准备牺牲了，回来公司会给你高额的补偿，你只要拿到这个批条。这个女孩子去了，就准备献身，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献身完了之后，她就拿到了这个批条。这是个什么世界？禽兽不如。
人应该有点精神追求，不光是我，古代的人也是这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都这样讲，古人尚且有这种精神的追求，现代人为什么把自己堕落成一个畜生！如果你仍然保持这种追求，保持自己的良知，你会在那里非常痛苦，当你死掉的时候，这一辈子过完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在这个烂泥塘子里打滚，人的精神世界是一无是处，就在共产党这个大的染缸里边摸爬滚打，你由一个纯洁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完全埋没了，变成一个非常坏的人，对社会、对人类、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有害的人。
“六四”拯救了我本人，离开中共的烂泥塘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我离开了这个烂泥塘子，对我应该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是拯救了我本人，如果不是这样，我继续呆在那里，你坐到很高的官也好，但你是个坏人，你是个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有危害的人。除非你把良知完全淹没了，你把自己等同一个畜生，那是另一回事情。如果能保持良知，你会觉得在那里生活得很痛苦。
所以我出来以后，觉得有一个新的人生，当然我没有那么多财富，我出来以后我每花的一分钱，都是通过我自己写作，每一个字都是通过我写来的。但是我觉得精神上很愉快，我没有与它们为伍。如果与它们为伍了，那真是人生的耻辱。
所以，我当然不后悔，我万幸！“六四”杀了很多人，但是“六四”反思的结果拯救了我个人，就是我离开了它们，不与他们为伍。当我40多岁出来的时候，现在我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不后悔。
今年“六四”32周年纪念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
“六四”32周年，今年有些不同。香港维园纪念“六四”，今年被中共禁止了，今后恐怕是永远禁止了。香港作为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一个希望，恐怕将来是不存在了，支联会将来的命运很可能被解散，因为它要打压你很简单，拿一个借口就把你取缔了。现在香港已经不行了。
因此我觉得今年“六四”32周年，海外纪念最大的规模应该转移到美国了，而且今年有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六四”那一天晚上，洛杉矶雕塑家陈维明先生，我称他是伟大的雕塑家，没有哪一个雕塑家有他那样伟大，他建立一了个雕塑公园，里边有十几座雕像了，包括“六四”的碑，现在又新雕塑了一个“中共病毒”，把中共散播病毒毒害全世界人，一亿多人感染，300多万人死亡，美国是3000多万人感染，60万人死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对世界人的屠杀，可以说是对世界人民的宣战，把它用一种形像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非常值得。这个雕像可以叫中共寝食不安。陈维明做的贡献非常大。
“六四”那天，自由雕塑公园要举行落成仪式，大概有500人的仪式典礼，而且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多年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举行了60多次关于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他会到场参加；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对陈维明的贡献表示感谢。
很多民运的领袖，包括方政、王丹、王军涛他们都会从美国各地去，因此海外成为最大的纪念活动场，就在美国了。我相信以后，纪念活动最大规模的都是在美国发生了。因为香港不可能了，另外就是台湾。
在国内的大背景，就是大量的青年躺平，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我认为它是用表面消极的办法来积极地对抗。另外，今年“六四”，还是要讲真相。
对于“六四”，理性反思失败和经验教训与纪念同样重要
这里我谈点我自己的看法。“六四”到了32周年，我们不能还只是流于谴责中共暴行，或者讲真相、一般的控诉，我觉得已经不够了。32年了，我觉得反思跟纪念是同样重要的。反思什么呢？就是中国未来局势变化，很可能再出现另一次民运，你不要说它不会，在某个大气候来临的时候，可能出现另一次民运。“八九民运”的失败与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反思，为将来中国出现大规模民主运动，我们更理性，更冷静地推进民主运动，夺取胜利，以免重蹈“八九民运”的覆辙。我觉得现在是提出反思的时候了。
当年的学生领袖，我们不谴责他们，也不是批评他们，他们永远都是英雄，他们当时的勇敢举动，以及“六四”30多年来坚持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坚持要给“八九民运”一个说法，非常可贵，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同时，我觉得这些学生领袖们也应该去思考一下：“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
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就是当时他们拒绝跟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开明派、改革派合作，也拒绝听取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严家琪、万润南对他们的一些劝说。任何运动激进的结果，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我们现在理性回顾一下“八九民运”，我觉得是总结一些教训的时候了。这是第一。
第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对海外民运的污名化越来越严重。这些人是打着反共旗帜，一提到民运，就什么什么的。是的，经过32年，民运队伍有很大的变化，或者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队伍了。但是民运理念仍在，民运的精神仍在，这个是不容许污蔑的；而且民运32年来，对于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30多年来，两组力量对西方世界认清中共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32年来，有两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对西方世界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一个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就是法轮功。这两组力量也不断地受到中共的污名化，但是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没有30多年的坚持，向主流世界揭露中共的残暴、一党专政的祸害，西方不会有现在这种转变；没有法轮功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共产党包括活摘器官、在监狱里残酷的人权迫害，西方也不会引起现在的警惕。而且法轮功他们有很多理论上的贡献，“党文化”的概念是法轮功提出来的，《九评共产党》阐述得非常深刻，“天灭中共”谁想得出来啊？上天都不容，人神共愤的……这都是非常大的贡献。因此不容否认、不容污名化。
因此今年大家也应该奋起反击污名化，尤其这些污名化的人是打着反共旗号的，一提起法轮功，一提起民运，就什么什么地讲。他们虽然也是反共的，但是真反共假反共，我就不知道了。
这两组力量的贡献，在川普（特朗普）当政的时候，他跟他的团队包括彭斯、蓬佩奥他们的两次演讲，基本扭转了西方世界自二战以来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即使左派当政，现在拜登上台了，他对中共的政策也回不去了。长期以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恶，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贡献。你要凭着西方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这些大教授们他们的一些绥靖的观点，永远也达不到现在美国产生的境界，以致像拜登这样的左派，他也不得不继续往下走，不得不沿着川普的整个思路来走。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跟海外民运和法轮功对中共长期的揭露非常有关的。
所以今年的六四的特点：一个是重点移到美国了；第二是海外的民运，特别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也应该做些反思，坚决回击对民运的污名化；由于香港的民主旗帜被中共砍倒了，因此激起了世界对中国“八九民运”，对“六四”运动的纪念，会掀起更大的规模；今年海外的32周年纪念活动，比过去更深入一些，会比往年规模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