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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美国】前中共媒体高干程凯: “六四”拯救了我(专访)

前中共媒体高干、流亡美国加州的程凯先生接受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专访。(图片来源:SOH合成)

前中共体制内高干,流亡美国硅谷30多年的程凯先生,在“六四”到来之际表示,“八九六四”是惨案,但是却拯救了他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今年“六四”的32周年纪念日与往年相比有四大特点,是什么呢?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辛恬对程凯先生做了专访。

辛恬: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屠杀32周年,今年纪念“六四”与往年显然有所不同。程凯先生回想当年,他认为,虽然“六四”屠杀是一件惨案,对自己而言却是获得了新生。我们知道,今年“六四”在中共势力对香港的控制下,首次没有了香港维园的大型烛光悼念集会。

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辛恬就“六四”专访资深媒体人程凯先生。(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程凯先生曾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之后被调往海南,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之后任《南海日报》总编辑,属于中共体制内正厅级别高干。“六四”之后他遭清洗,流亡到美国,曾参与创办多个中文报刊,后任《自由亚洲》驻旧金山湾区特派记者20多年,直到去年退休,目前居住在加州硅谷地区。

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初期,作为一个党媒的总编辑,程凯先生说自己一开始也是遵守着中共的要求,对北京学生的抗议请愿采取忽视和不报导的做法。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导致他惹下了所谓的“滔天大祸”,成为“六四”之后被清洗的目标呢?

两条底线:我放弃了共产党给我的底线,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线

程凯先生:我们在海南当初也是基本上按照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口径,当地的一些海南大学的学生也有走出来示威的,我们一概都没有报导。因为中央没有报导北京学生示威的情况,因此还引起海南大学学生们到报社来示威,叫我出来跟他们对话。

当然我很害怕,因为我没法面对他们,我觉得理屈词穷,他们是正义的,我不宣传那是非正义的东西,因此我只好躲起来不敢面对他们。后来直到“426社论”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要求制止这个动乱,只有邓小平的声音,根据邓小平指示写的社论。那么这样的社论你该往哪放?当然是头版头条,我就觉得没有哪一个媒体人傻到不懂得这个事情的。作为媒体人,起码的敏感得有吧,当然我也知道那个社论是失实的。

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海南日报》就把它放到第四版去了,全国独此一家。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北京的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军队要戒严了,4月29日那儿张牙舞爪地宣传戒严,“426社论”就是一个先声。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社论还在继续拥护的话,我觉得我违背了自己作为媒体人的良心。

那时候我自己面临著这么个决战,内心的决战:一个是作为共产党报纸的总编辑,党给我了底线,按照党的要求一步一趋;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媒体人,有一个良心的底线。这两种底线,我知道我那时候只能守住一个底线了——要守住自己良知的底线,你就没有办法再守住作为党的总编辑、报纸总编辑这个底线。你要守住那个底线,你良心的底线必须放弃。

我作为媒体人,那个时候年轻,也对中国有很多担忧。另外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亲眼看到八十年代是给中国带来一些希望,在赵紫阳的领导下,整个的黄金十年,眼看着就要被葬送掉了,我觉得作为媒体人,这个良知底线我得守住。因此我放弃了共产党给我的底线,我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线。

作为总编,我当时的决定惹下了滔天大祸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社论历史终要否定它的。过去32年了,我仍然这样认为。32年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未来仍然要否定的。如果说历史将要否定的,我们不如现在就否定它。因此我就指示我们总编办主任,把“426社论”放到第四版。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我就做了。由此惹下了滔天的大祸。

当然《海南日报》不仅是这个了,还有429以后我们还发了赵紫阳总理的照片,明显地表达了对赵紫阳的支持。我们不但发了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学生、拿着喇叭筒那个照片,还发了他在海南以前视察的一些旧照片。标题是《紫阳您好》,这个也惹了大事了。

1989年“六四”前夕,时任总理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请愿的学生们对话。(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同时作为媒体、报纸,那是有“版面语言”的,就是一个报纸一个版面,你这个消息处理到哪一个位置,处理成多大的标题,这都说明你这个编辑跟你的总编辑对这篇新闻的评价和政治的倾向。因此当时《海南日报》也用了所谓“版面语言”,处理了很多外边的来稿。

比如,匈牙利的一个领导人,他在另一个事情中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向民众开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消息,是新华社发的。我想,驻外的记者是有意地发了这个消息,很多报刊就不用,有的用了,放在第四版国际新闻。我们就拿来放在第一版,处理得很显著,而且还加了一个花边框。这就是我们的“版面语言”嘛。

在“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的时候,把这些都罗织在一起了,那是我的“罪状”。现在我为此感到很光荣,那是对我的功劳的记载。

媒体人是怎么样面对“六四”的?

我觉得当时中国的很多媒体人,我觉得都是有同心同理的,人民日报的很多老记者,走上街去参加学生的示威。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钱李仁在门口挡住他们,那些老记者们,他们的资格都很老,从延安过来的,有的是国共战争随军记者,一把把他推开,他们就上街打着标语,一些老记者带队,那时候他们也很醒悟了,打着“不要再逼我们撒谎”的标语。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在逼着我们撒谎,逼着我们讲假话,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了,“不要再逼我们撒谎”。当然最后整肃,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

根据邓小平的精神写“426社论”的一个副总编,他心里边是不赞成“动乱”这个说法的。中国媒体人就是这么悲哀,我不赞成,但上面精神来了,我必须按照这个精神来写社论。就是他的笔跟他的心是不对等的。一般的文章是言为心声嘛,应该是一致的,但中国媒体人的悲哀就在这里,他下笔写东西,未必是他同意的,未必是他想的,但是党的宣传需要,你必须这样写。包括起草社论的这个副总编辑,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他真的不同意。但是写社论是你的工作,你的政治观点,你对“六四”、对八九民运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也要被共产党控制。他以后也受了清理,被清理到四川去了。他是个部级的干部,调到四川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给他个闲职降了两级。都被大清洗。

“六四”之后被整肃,流亡海外30多年不能回,不后悔

我也是被清洗之一了。我想那个时候的媒体人,大致上的心态都是这样的,这些人也受了整肃了,《海南日报》受的整肃就更严重了,我自己也是受了整肃,不然也不会流亡到海外,30多年回不去。

我不后悔,过去有不少人问过我,你后悔吗?他们大多数过去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那个时候就算你不去,再有大的作为,一般的升迁到了退休混个副省级、正省级干干,应该没有问题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你必须跟随它们。说到底,你必须是贪官,必须是酷吏,你才能做到这样,如果你不这样,你升不上去的。

混迹在中共体制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比如在一个班子里边10个人,你不贪污,别人贪污,9个人贪污,最后被打成贪污犯送进监狱的一定是你,而不是他们。因为那是个烂泥塘子,那是个污泥浊水的地方,没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高洁,所谓出淤泥而不染那是不可能的。

鲍彤他是个很好的共产党官员,他“六四”以后随着赵紫阳下台,他也讲,我如果在共产党队伍里,也可能成为贪官。鲍彤都如此了,我独善其身不大可能。因为人都是人,诱惑太大,你能顶住10万元的贿赂,你顶住100万元的贿赂,你顶不住1000万元。诱惑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包小二、包小三的,很多人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那种诱惑面前,你没有办法抵挡。

我们海南省有一个副省长,他是个矿工出身,他是海南的石碌铁矿局掘进队队长、劳动模范,后来提为专属的副专员,后来建省以后就当了副省长。他也是很纯朴的人,跟太太感情很好。当了副省长以后,他有权力批条子、批项目、批地、批款,缺乏任何监督,人就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下边的公司老板找他批条子,必须送一个女孩去到他的办公室拿这个批条,如果送一个男人去,十个去十个拿不到。送女孩子去,公司总经理就跟那女孩子讲了,你准备牺牲了,回来公司会给你高额的补偿,你只要拿到这个批条。这个女孩子去了,就准备献身,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献身完了之后,她就拿到了这个批条。这是个什么世界?禽兽不如。

人应该有点精神追求,不光是我,古代的人也是这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都这样讲,古人尚且有这种精神的追求,现代人为什么把自己堕落成一个畜生!如果你仍然保持这种追求,保持自己的良知,你会在那里非常痛苦,当你死掉的时候,这一辈子过完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在这个烂泥塘子里打滚,人的精神世界是一无是处,就在共产党这个大的染缸里边摸爬滚打,你由一个纯洁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完全埋没了,变成一个非常坏的人,对社会、对人类、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有害的人。

“六四”拯救了我本人,离开中共的烂泥塘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我离开了这个烂泥塘子,对我应该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是拯救了我本人,如果不是这样,我继续呆在那里,你坐到很高的官也好,但你是个坏人,你是个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有危害的人。除非你把良知完全淹没了,你把自己等同一个畜生,那是另一回事情。如果能保持良知,你会觉得在那里生活得很痛苦。

所以我出来以后,觉得有一个新的人生,当然我没有那么多财富,我出来以后我每花的一分钱,都是通过我自己写作,每一个字都是通过我写来的。但是我觉得精神上很愉快,我没有与它们为伍。如果与它们为伍了,那真是人生的耻辱。

所以,我当然不后悔,我万幸!“六四”杀了很多人,但是“六四”反思的结果拯救了我个人,就是我离开了它们,不与他们为伍。当我40多岁出来的时候,现在我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不后悔。

今年“六四”32周年纪念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

“六四”32周年,今年有些不同。香港维园纪念“六四”,今年被中共禁止了,今后恐怕是永远禁止了。香港作为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一个希望,恐怕将来是不存在了,支联会将来的命运很可能被解散,因为它要打压你很简单,拿一个借口就把你取缔了。现在香港已经不行了。

因此我觉得今年“六四”32周年,海外纪念最大的规模应该转移到美国了,而且今年有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六四”那一天晚上,洛杉矶雕塑家陈维明先生,我称他是伟大的雕塑家,没有哪一个雕塑家有他那样伟大,他建立一了个雕塑公园,里边有十几座雕像了,包括“六四”的碑,现在又新雕塑了一个“中共病毒”,把中共散播病毒毒害全世界人,一亿多人感染,300多万人死亡,美国是3000多万人感染,60万人死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对世界人的屠杀,可以说是对世界人民的宣战,把它用一种形像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非常值得。这个雕像可以叫中共寝食不安。陈维明做的贡献非常大。

“六四”那天,自由雕塑公园要举行落成仪式,大概有500人的仪式典礼,而且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多年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举行了60多次关于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他会到场参加;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对陈维明的贡献表示感谢。

很多民运的领袖,包括方政、王丹、王军涛他们都会从美国各地去,因此海外成为最大的纪念活动场,就在美国了。我相信以后,纪念活动最大规模的都是在美国发生了。因为香港不可能了,另外就是台湾。

在国内的大背景,就是大量的青年躺平,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我认为它是用表面消极的办法来积极地对抗。另外,今年“六四”,还是要讲真相。

对于“六四”,理性反思失败和经验教训与纪念同样重要

这里我谈点我自己的看法。“六四”到了32周年,我们不能还只是流于谴责中共暴行,或者讲真相、一般的控诉,我觉得已经不够了。32年了,我觉得反思跟纪念是同样重要的。反思什么呢?就是中国未来局势变化,很可能再出现另一次民运,你不要说它不会,在某个大气候来临的时候,可能出现另一次民运。“八九民运”的失败与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反思,为将来中国出现大规模民主运动,我们更理性,更冷静地推进民主运动,夺取胜利,以免重蹈“八九民运”的覆辙。我觉得现在是提出反思的时候了。

当年的学生领袖,我们不谴责他们,也不是批评他们,他们永远都是英雄,他们当时的勇敢举动,以及“六四”30多年来坚持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坚持要给“八九民运”一个说法,非常可贵,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同时,我觉得这些学生领袖们也应该去思考一下:“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

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就是当时他们拒绝跟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开明派、改革派合作,也拒绝听取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严家琪、万润南对他们的一些劝说。任何运动激进的结果,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我们现在理性回顾一下“八九民运”,我觉得是总结一些教训的时候了。这是第一。

第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对海外民运的污名化越来越严重。这些人是打着反共旗帜,一提到民运,就什么什么的。是的,经过32年,民运队伍有很大的变化,或者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队伍了。但是民运理念仍在,民运的精神仍在,这个是不容许污蔑的;而且民运32年来,对于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30多年来,两组力量对西方世界认清中共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32年来,有两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对西方世界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一个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就是法轮功。这两组力量也不断地受到中共的污名化,但是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没有30多年的坚持,向主流世界揭露中共的残暴、一党专政的祸害,西方不会有现在这种转变;没有法轮功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共产党包括活摘器官、在监狱里残酷的人权迫害,西方也不会引起现在的警惕。而且法轮功他们有很多理论上的贡献,“党文化”的概念是法轮功提出来的,《九评共产党》阐述得非常深刻,“天灭中共”谁想得出来啊?上天都不容,人神共愤的……这都是非常大的贡献。因此不容否认、不容污名化。

因此今年大家也应该奋起反击污名化,尤其这些污名化的人是打着反共旗号的,一提起法轮功,一提起民运,就什么什么地讲。他们虽然也是反共的,但是真反共假反共,我就不知道了。

这两组力量的贡献,在川普特朗普)当政的时候,他跟他的团队包括彭斯蓬佩奥他们的两次演讲,基本扭转了西方世界自二战以来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即使左派当政,现在拜登上台了,他对中共的政策也回不去了。长期以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恶,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贡献。你要凭着西方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这些大教授们他们的一些绥靖的观点,永远也达不到现在美国产生的境界,以致像拜登这样的左派,他也不得不继续往下走,不得不沿着川普的整个思路来走。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跟海外民运和法轮功对中共长期的揭露非常有关的。

所以今年的六四的特点:一个是重点移到美国了;第二是海外的民运,特别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也应该做些反思,坚决回击对民运的污名化;由于香港的民主旗帜被中共砍倒了,因此激起了世界对中国“八九民运”,对“六四”运动的纪念,会掀起更大的规模;今年海外的32周年纪念活动,比过去更深入一些,会比往年规模更大一些。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希望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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