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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记忆对抗极权专制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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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定课:编写目录索引和抄录资料卡片

刘晓笛:“我自己做这个工作时,唯一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们隐藏的,或者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被我得到了,我会高兴。我就想,‘你们怎么样死守,采取什么办法,我还是把这个东西搞到了!’唯独这个时候,我还有点欣慰。别的时间,读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

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的刘晓笛先生确认和补充“文革”南京王同竹案相关资料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刘晓笛先生访谈录的第一集。刘晓笛先生笔名侠父,现居住在美国纽约。他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正在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和《与孤独对话》两部书。

前不久,刘晓笛先生看到“心灵之旅”专访郦曼茵女士的文字稿提及“文革”中在南京被枪杀的王同竹先生。刘晓笛先生主动联络自由亚洲电台,提供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王同竹的照片,使王同竹的形象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开。

刘晓笛先生还确认和补充了一些他调查和收集到的目前网上尚不多见的有关王同竹的资料。其中包括确认了王同竹和他的“同案”被公审判处死刑执行的日期,及其它一些有关王同竹的情况。

刘晓笛:据资料“文革一打三反”中仅南京就开过五次“公审大会”,死刑处决63人

刘晓笛先生谈到王同竹被杀害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时段。

刘晓笛:“我觉得自己获得资料的来源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也查过,从‘一打三反’的(1970年)2月份开始,到11月份,南京一共开过五次‘公审大会’。一次宣判死刑有9名的,有19名的,有11名的。宣判王同竹他们这次是24名,是一次处决政治犯最多的,就是除他们三人(俄语专才王同竹、数学专才孙本桥、英语专才姚祖彝)以外,还有21人也是那天被处决的。”

刘晓笛:王同竹发表过诗歌、剪纸、译作,俄语非常好。知其遗作部分篇目,未见原文

在上集节目中,谈到王同竹的遗作,这里刘晓笛先生又作了补充。

刘晓笛:“关于王同竹遗作和遗着问题,因他自幼比较喜欢写作,在襄阳中学读书期间,就与其弟同策编辑刊出墙报《晨曦》,开始在《襄阳报》、《湖北文艺》、《工人文艺》上发表诗歌,还有剪纸作品。在《工人文艺》上发表的反映船民斗争生活的叙事诗《湘河水滚滚流》在读者中有强烈反应。

还有反映农民互助合作社的中篇小说《金小英互助组》,《长江文艺》本来拟定是要修改后发表的,但后来没有正式发表。”

主持人:“这些篇目有没有具体文字在您手里有的?”

刘晓笛:“没有,没有。1987年底1988年初时,我亲眼看到过有他一些手稿、剪报,但是我没看到内容。当时说在‘土改运动’中他画过墙报、宣传画,参加过学校的腰鼓队、歌剧队下乡演出,还担任过活报剧的编剧。

进入武汉大学俄语专业,他除了用谷叮、王竹的笔名在《漫画杂志》上发表份讽刺诗,更多的是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译作,故事、散文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他当时的俄语外籍教师是俄国人,叫巧布金娜,非常赞赏他。由于他的俄语口语非常好,所以推荐他……当时是武汉市中南行政区外事处,经常叫他去接待外宾,担任翻译。

1957年他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后,在北京的报刊上又发表过一些文章。很多人也都提到过他翻译……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来访时,《北京日报》要配发有关文章,当时派了一个通讯员就住在他家,坐在他家里一直等到深夜,指定要叫他翻译《铁甲列车》。这个我看很多人也提过。”

刘晓笛:王同竹与妻子共同记录西藏民间故事,因他成“右派”发表时删去他的名字

刘晓笛:“还有一个,提到他跟妻子相互之间做口述记录的关于西藏一些民间的故事,我看很多人都提到过。但有一点没有讲到,就是这个些东西后来在《民间文学》上发表,但发刊时王同竹已经被定为‘右派’了,所以编辑部后来把应该是他和他妻子联合署名的后来就删去了他的名字,可能就是他妻子一个人的名字。”

主持人:“有人知道他妻子的名字吗?”

刘晓笛:“没有,没有。这个我后来还真是问过,他们不知道。”

刘晓笛:有关孙本桥的弟弟与孙本桥儿子的音信

主持人:“您前面讲到,与王同竹一起被判处死刑的他妹夫孙本桥的弟弟同时也被判刑10年,后来他的情况怎么样?”

刘晓笛:“孙本桥的弟弟叫孙本岳,这个名字我好像是没有讲过。他是同案,当时他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后来也平反了。传说他后来在作生意,他们也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方。”

主持人:“王同筠和孙本桥的孩子,也就是孙本桥的遗腹子,是不是生下来了?后来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

刘晓笛:“出生了。现在可能是在南京工作,说是好像在南京一个中学教书。但是这个线索不是很明确。帮我去查的那些人后来也没有查到很确实的消息,就是大致上是这个情况。”

主持人:“当时孙本桥的遗腹子现在应该是48岁了……”

刘晓笛:“对。1970年嘛。我后来打听他的名字,没打听出来,所以查地址就比较难。”

主持人:“王同筠这个名字还是清楚的,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

刘晓笛:“没有,没有。”

主持人:“王同策,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他现在是一个资深的历史学家,但是也没有办法联络到他。”

刘晓笛:“我补充的情况也就是这么多了。”

刘晓笛:正在写作的《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和《与孤独对话》

刘晓笛谈到三十多年来所从事的调查和现正在进行的写作。

刘晓笛:“我现在一个是做《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副题就叫……非正常死亡的关于杀戮、迫害非虚构文本。我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很多的证据。

还有一个就是我写自己的经历,题目叫《与孤独对话》。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一直感到自己很孤独,而且没有任何成就感。不像做其它事情,成功了以后很高兴。我做这些事情,越做越伤心,特别是后来……

我举个例子讲,我到四川去过很多次。读到过关于‘大饥荒’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女的当时不过三十多岁,她丈夫是饿死的。她把她的儿子后来杀掉了,吃他儿子的肉。她把她儿子肢解了以后剁成小块,放在罐子里腌起来,每一天就拿出一块煮着吃。后来吃完了,他又把邻居一个六岁的小孩骗到家里打死以后又继续吃。因为她儿子……她说是到亲戚家去了,她那个邻居人家要四处找儿子嘛,失踪以后就报案。后来公安局破案了,把她判了死刑。我看到《判决书》绝对是毛骨悚然,没法理解人当时的那种……完全是变态。

类似于这些事,资料看得越多,心里就没有任何成就,越看心里越受刺激。所以心里也一直很孤独,而且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作过多的交流。

所以写我自己的调查……就叫《与孤独对话》。我分了三部分:‘生平颂’、‘新桃旧符’后来还写我到香港以后的情况,叫‘没有不散的宴席’。写作当然也很困难,不断地的有新的材料,不断的要修改,还要做其它很多工作。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刘晓笛:手头资料本想留着自己写作,现因年龄和身体情况,想先公布些信息发挥作用

主持人:“您多年所做的这些工作为什么让外界知道的并不多?”

刘晓笛:“我当时想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一般来讲,拿到手里的东西,我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这个资料准确不准确。我在网上也收集资料,但是有些人……我看到抄来抄去,假的东西,或者错误的东西他们也抄进去,也就出了很多书。

当时我是有这个想法,我应该把资料保留下来,到最后有独家的资料。

但是现在我因为看到对单松林的儿子和郦曼茵的采访以后,我心理上有一些改变。特别是我的身体状况,我就想着抓紧时间吧,如果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先让它(一些材料)跟舆论能接触接触。所以,后来看到郦曼茵那个采访以后,我就联系你,这一次还好,发E-mail你收到了。

为什么我有这个冲动?我手头这些资料本来是想留着自己写作的,但现在我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身体,我也不敢确定最后的结果,所以如果能有机会公布、发布一些信息的话,我也希望先来做这个工作。”

刘晓笛:最初做这些工作是一种自我完成,“六四”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刺激

主持人:“您三十多年来默默做这项工作,动因是什么?动力从哪里来?”

刘晓笛:“最初做这些工作,也很盲目。觉得对个人来讲比较重要,完全是一种自我完成。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自己形容说,该吃的苦、不该吃的苦我都吃了;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我也都经历了。最后这些东西怎么能真正变成自己的财富呢?我觉得只有把它定格,就是真正变成自己的历史,而且最好是让它能进入到一种记忆共同体。就是真正进入历史,它可能就成我的财富了。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

六四’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们陕西西安有个林牧先生……”

主持人:“我采访过他,他给胡耀邦作过秘书。”

刘晓笛:“对,对。他是秘书班子里的一个成员。他作过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也作过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局长。他是个共产党资深党员,但是后来……特别是‘六四’以后他有很大的反叛。

他和我的关系也很好。‘六四’以前我就认识他,没有多少来往。‘六四’以后经常来往。他也跟我讲过很多……包括刘志丹被暗杀的情况,包括对安康县……有一个叫林云祺的副县长,‘文革’中间被枪毙。他是国民党原来安康县自卫团副团长,当时就是林牧先生本人去策反,当时是叫‘陕南工委’,许诺了很多条件,武装啊,参加整编啊,给他什么职务啊,他后来整个被策反起义了。不费一枪一炮安康就被共产党占领了。但在‘文革’中间就把判死刑枪毙了。他的照片就是林牧先生给我搞来的,包括他的简历。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直到现在也查不到。这个案件有人报导过,只是简单说有个县长被枪毙,但是他的简历、照片,关于他更多的资料到现在网上也没有。”

刘晓笛:1993年计划在青岛开会被抓,与秘密警察打交道,他们的话反倒提醒了我

刘晓笛:“1993年我和秘密警察打交道,他们反倒提醒了我……‘文革’中间我就跟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但是那时候比较浅。到1993年秘密警察抓我,当时是为了吕洪来、刘念春、朱瑞、刘士贤(还有杨靖)……准备在青岛开个(好几十人的)会,一共6个人发起,请柬我一直保留着。就说是‘在青岛开个会,新老朋友大家聚会,相互间建立联系,以后相互在工作方面有些配合’。

但是后来很快就被公安局侦查到了,结果在全国各地都被抓。青岛那边也控制。我后来看到《地方志》里边记着,当时公安局动用了九千多人查了三百多家旅馆。

他们把我们称为‘两非’人员,就是‘非法组织’、‘非法刊物’,‘想在青岛制造动乱’我后来有一个朋友从西安去,就住在那个旅馆里被抓了。

后来又叫了夫妇两个人去天津,因为我被抓了,后来他们去见了吕洪来,通报我的情况。”

刘晓笛:与政保警察的对话让我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又有了一个确定,像个坐标一样

刘晓笛:“管政保的警察讲,‘你还想去青岛?你出了陕西都是我们的失职。你现在年龄已经这么大了,你怎么这么狂热啊?你二十天跑了七个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全部在我们掌握之中。’

他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干,我是作历史研究。’

他说‘中国历史这么长,三皇五帝夏商周,这么多的朝代你都不研究,你研究共产党,是什么意思?’

我说‘共产党不能研究吗?’

他说‘不能研究。’

我说‘你有没有法律根据?’

他说‘没有法律根据。就是不许研究’。他说‘法律是什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如果法律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我们就修改法律。如果法律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我们就不讲法律。我不相信你幼稚到你能跟我们谈法律。’

我说‘你既然不谈法律,那我只能谈事实。现在这么多大学、这么多研究机构都在研究共产党党史,你们省委啊,市委里边都有党史研究室嘛!’

他说‘他们研究是经过我们同意的。用什么方法研究,怎么出结论,这都是我们要审查、我们要通过的。像你这样的私人修史,你知道,历史上大忌。你自己搞个文化研究所就去调查我们,什么调查部……’他从我们家搜出来了那个《备忘录》就是那个(黑皮书的)提纲。他说‘你写这些东西,干什么?你想为他们树碑立传?’

我说‘我就是作研究,我是个中立学者。’

他说‘你知道庄廷鑨明史案,杀了多少人?私人修史历来是政治上的大忌。你读了那么多书,不懂这个道理?’

这人叫王治国,他在审讯。

后来他那个科长进来,张科长是河南人,我不知道名字。他进来就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些土包子,是些警察,就会办案抓人,你这不就是想和我们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嘛!我们这些人是搞政治侦查的,可不是那些刑事警察,一天拿着警棒去打人,我们整天在研究你们。’

他们讲的很多话反倒提醒了我。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他们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对这个意义又有了自己的一个确定,像个坐标一样。

我开始时是从个人的角度,后来是因为接触的人很多了……有些人把家里给他的照片……他父亲的判决书……连底片都寄给我了。后来就说,他不想保留这些东西,他也不想让他的儿子、他的后代知道,就说‘你既然作这个研究,你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就都寄给我。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肩上有责任。”

刘晓笛:不仅是个案罗列,我也对背后的动因等发表见解,时间实在不够用

刘晓笛:“后来为什么有些工作时续时断,就是因为我在国内的环境变化非常大。后来秘密警察截获我的信件,跟踪啊,最后又绑架……后来一系列这样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最后我都没有做得很彻底。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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