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以后再联系（国内）很多就不是很方便了。我是1995年正好是6月4日那天到的美国，一直到现在再没回中国。20多年过去，我以后都是通过亲戚……有些人回去探亲什么的，帮我把一些资料慢慢往回带。我是通过信件、电话，不断地和国内有联系，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一直没有断。
近年来联系越来越少，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现在工作时间短了，以前每天至少12个小时以上。我那个英语老师到我家来就说……我吃饭都是在电脑旁边，拿着东西一边吃饭一边敲字。”
主持人：“请问您的《黑皮书》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百分之多少？”
刘晓笛：“我先列的‘备忘录’，就是一个‘大事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还有，不仅仅是一些个案的罗列，我也对它背后的动因，包括那些血腥的东西还要有很多个人的一些见解、议论，当然写作就很慢。”
刘晓笛：整理资料、分类，工作越做越细，要下很大功夫，有时感到精疲力尽
刘晓笛：“特别是我整理资料费去很多很多时间。一定要分类，而且越分类别，越细致。
举个例子讲，比如‘反革命’，因为我接触很多人，他们被枪毙，被迫害致死，都是因为‘反革命’这个指控。所以最早我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反革命’罪到底是怎么来的，究竟这个‘罪行’是怎么确定的，经历过怎么样的流变……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去了解，要查很多资料，包括文件，还要找很多人请教。
后来我是很巧合的接触了一些人，他们是了解情况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资料给我。
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说，‘反革命集团’，这是首要的一类、又有‘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暴乱集团’、‘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很多很多的分类。
‘反革命’罪里还有一类叫‘三反案件’，就是‘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反革命信件’。
‘信件’又分‘匿名信’、‘挂勾信’，后来到‘文革’中间扩展到‘反革命口号’、‘反革命日记’、‘反革命图画’……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这些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不是笼统地写上是‘反革命’。每一个罪行都要分析，讲它的来源，然后还要补充很多个案来证实。
里边当然问题很复杂。比如说‘反革命匿名信’，他们怎么样侦破的。我这里也收集到好几百个就是当时要追查的那个‘反革命标语’呀，‘匿名信’啊。但是有些案件最终没有破。有些案件破了，我要去查是怎么破的。所以工作越做越细。
我觉得，既然要做这个工作，就希望做得别开生面。
比如说，像‘镇反’的时候……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学者讲，当时枪毙人时是按百分比——千分之五啊，千分之一，千分之二……
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细分。他是按任务，比方说，保安县……就是现在的深圳，他们下了个指标，枪毙了11个人。上面给他们的文件……那个文件我也查到，就是他们的专区‘你在七月份之前必须要杀掉两百个’，是给他们下的任务。
还有佛山县，1956年，1957年要抓多少人，劳改多少人，劳教多少人，最后还说‘枪毙30到35（人）’，就是那一年定的计划。而且要收集……我说的这些都是根据他们的文件，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所以我也确实有时候感到精疲力尽。”
刘晓笛：自己收集材料，不是来自网上。到美国后“五年计划”专注于资料收集整理
主持人：“这些文件有没有从网上现在可以搜到的？”
刘晓笛：“没有，绝对没有。”
主持人：“要找这些文件，得要回中国啊，是吗？”
刘晓笛：“我说的都是以前。最近几年我和大陆的联系比较少了。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我自己办过企业。因为我当时想成立社团，办不通，后来就做了一家广告公司，还能赚些钱。
后来在1993年被捕时，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活动越来越多，后来一直被跟踪、窃听、‘邮检’……我一直是在做。我后来收集了很多材料都不敢在家里放。我到美国五、六年以后，慢慢地把这些东西才从大陆给我运出来。”
主持人：“您后来被判过刑吗？”
刘晓笛：“没有。没判过。‘文革’中被‘强制劳动’一年，1993年被捕后关了三个礼拜。放我以后是传讯，每个礼拜要到公安局去报到。要汇报这一个礼拜干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就跑了。他们也是四处抓我，没抓到。
我是在一个小县城躲着，在铁路沿线。帮助我的朋友在铁路上工作，给我办了一些铁路上的证件，或免票。所以我那时候跑去安徽、甘肃、四川，去了很多次。
一直到1994年4月份，到了广州，当地朋友帮我联系，后来把我送到香港，美国领事馆后来就送我到美国来。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太太一个人去工作，我没有（出去）工作，我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五年以后找到临时性工作。这五年时间，我一直是和大陆……有时候每天一封信，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很多地方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话。有的地方……像重庆有个县城……当时他家里连电都没有，更不要说网络了。”
刘晓笛：我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自己定位为“实证调查”
主持人：“您自己这么多年默默做这个收集工作，您收集这些资料是不是写过什么文章？在网上有没有发表？”
刘晓笛：“没有。因为几方面的情况。一方面，资料太多。这么多年，我后来就是到了香港、到了美国，还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手中的资料……我每天要做分类呀、目录、做‘大事记’，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长久工作。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腿脚就会肿。在前些年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每天我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主要是我自己作调查研究……包括收集资料，我把自己的调查定为‘实证调查’。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做，但是我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作调查过程中，尽可能收集原始资料。有很多东西可能后来……如果有可能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会把很多……比方说文件啊，现场的照片啊，我都会公布出来。比如说我收集的《布告》，就是枪毙人的《布告》，特别‘文革’中间，当然1960年代也有，其它如1964年、1962年的也有，当然‘文革’中间比较多。
我怎么收集到的？以后谈我自己的时候我会作一些解释。比如说那个‘反革命集团’，很多人现在都没有涉及到。我说的‘反革命集团’，不是王同竹他们这种类型后来平反的，我说的很多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他们被押出去枪毙，后来我也收集到……现在我收集到的《布告》大约将近五百份。
像我当时插队的（地方），一案枪毙了25个人，整个涉及到108个人。后来那个‘主犯’‘首犯’被枪毙的时候，我去参加公审大会，那个车就从我身边拉过。后来他妻子和他儿子去收尸，拉着那个‘架子车’，即人力车，来收尸，我就跟着过去，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后来我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后来也看到过很多人研究‘文革’，或做这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我把它定为‘实证调查’，就是我一般对照片、文件，包括日记，或者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尽可能收集到原始资料。
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是我希望提供的这个证据不仅仅是我个人对我的经历……或我自己的一些论述，我希望有一些直接的历史说明这个证据。别人要提出质疑就很困难。当时都是共产党自己印出来的。我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我基本上都是根据实际的材料写成的。”
刘晓笛：《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内容的时间跨度——从两湖农运到八九“六四”
主持人：“请问您的《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是从哪年到哪年？”
刘晓笛：“就是从1926、1927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大致实际是这样排的，我基本上列的题目是这样，我先做了一个《大事纪年》，开始是‘两广两湖的农运’，这时已经开始杀‘反革命’，杀‘土豪劣绅’。后来就是因为‘马日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清党’以后，共产党搞了一段时间‘赤色暴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组织暗杀团杀了很多人。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我叫‘红色杀戮’，主要是共产党在上海、在福建的福州、包括在我们西安、在天津，他们都策划过一系列的暗杀活动。虽然过去有些人也谈到过，但是我找到、看到的那些资料，特别是跟陕西有关系的那些资料，很多地方都没有系统的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杀的很多人，根本跟他们就不是什么对立的，完全是他们出于制造‘红色恐怖’嘛。
然后就是‘江西肃反’了。现在一般的人的印象都说是共产党他们自己杀自己人。实际上他们杀戮的范围非常广，除去他们自己内部进行清洗‘肃反’以外，对外面的人杀得也很多。有些情况已经不是很好调查了。我找到些资料，包括他们的一些回忆录，谈到的很荒唐。
我举个例子。有个人路过一个村镇时，在那儿（的饭馆）吃饭，他就是觉得给他打的面比较少，就发了句牢骚，说是‘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好像买的这个饭不够分量’。店主就派他儿子到村苏维埃政权汇报说这个人是AB团的，然后来的那些赤卫队就把他抓起来，马上就枪毙。类似这些事情，案例有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长征时……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有个叫刘家驹，以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个副主编，他就写过……包括西方人他们写的那个长征，基本上就说多么艰苦，怎么样打仗，都是作这方面的描述和记录。
后来我看到的那些史料，特别是在已经进入到云贵川，一直后来到陕西境内，一路上为了搞‘给养’，绑架、杀人，一直就没有停。后来到延安以后，大家都知道的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啊，包括‘肃清托派’，到后来的‘反特锄奸’，一直到1949年这个过程，1949年以后一直到1989年，历史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我的看法，一个就是我特别在‘镇反’和‘土改’之前，加了一个非常长的章节就是关于‘征粮’。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分开谈。在‘征粮’过程中开始杀人，逼得上吊，打死的很多很多。
因为我自己到现在收集了近一千多份将近两千份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做了个排序，就是从1949年开始，像东北，已经发出‘镇反’指示，一直到1950年3月18日，后来又到‘双十指示’，一直到1989年。”
刘晓笛：我发现中共从1950到1966年“文革”前，进行过四次大规模“镇反”，杀人不断
刘晓笛：“我把文件整个排列了一下，就发现共产党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镇反’。不是1950年到1953年的一次‘镇反’，中共几乎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镇反’跟很多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人们好像分不清，他是三个运动、五个运动同时在进行。
像‘文革’中间，一般人现在说1970年‘一打三反’，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杀人也没有断。一直到最后‘军管会’撤销以后，恢复法院建制，还一直在判，我手中也有一些《布告》。
像我们陕西有一个马之彦，枪毙他的时候他已经是81岁还是82岁。一直到1976年判死刑，说他‘写反动日记、反动文章攻击党的政策’，那已经到1976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杀人高潮时期，实际上一直在杀。我是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一些误区，或者是共产党自己那样宣传的，我就要把那个东西通过大量的实证公布出来。
‘文革’以后，还经过了一个‘揭批查’，叫‘一批双打’。在湖北一个劳改队里，张先培说修毛泽东纪念堂……讲了一句说‘劳民伤财’……说了还是没有说都没法确定了，反正有人揭发他，他本来是被判20年徒刑，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把他加判死刑了。这都是‘四人帮’倒台以后的事情，一直杀人也没有断。
一直到‘民主墙’时期，我还收集到一个，就是在青海还枪毙过一个人（钟马水声）。他就是贴大字报，他本身被劳教以后要申诉，跑到北京去在‘民主墙’前也写过大字报。回到西宁还在写大字报。开始是判两年，后来又成了四年，后来有人说加到15年，最后又是20年。后来有个叫杨树芳是高级法院院长，他‘退回补充侦查’说是一定要判死刑。1979年、1980年，到枪毙时已经到了1983年，就是‘严打’时。他一直上诉，真正枪毙执行死刑已经到1985年了。
因为最早开始时，我没有这么清晰的概念。最早时我就是想写写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是跟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那些非正常死亡，包括我自己见过的……主要是写这些。但是后来我去查资料，越查问题越多，后来我觉得如果不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边来讲，很多问题都没法解释，或者说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没有办法接触真相。”
刘晓笛：孤独、沉重与唯一的欣慰，以历史记忆对抗极权专制
主持人：“您现在能估计到这个《黑皮书》大概会多少万字吗？”
刘晓笛：“我现在都很难讲。目前写的比较成形的是从1949年到1989年这一段时间。前面的都是我自己的资料排列，像‘大事年表’一样。因为我是一章一章在写，也没有整体统计，再加上我自己看的、要引用的文件，包括《布告》、《判决书》，还有照片，能统计出来的就有一万多件。
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有很大的杀伤力。他们确实对很多东西是要隐瞒的，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做这个工作时，唯一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们隐藏的，或者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被我得到了，我会高兴。我就想，‘你们怎么样死守，怎么样采取什么办法，我还是把这个东西搞到了！’唯独这个时候，我还有点欣慰。
别的时间，读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那些黑暗的东西、血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叫这些东西见阳光，叫这些东西进入公共话语系统，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解构专制政体……我自己的书里也写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说这个历史记忆怎么样去对抗极权专制。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武装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记忆。就是你做的事，要给你记录下来，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
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和极权暴政在对抗的时候……我到美国以后（在纽约）办过两次展览，当然那时候资料也很不全。在芝加哥办过一次，在纽约办过两次，一共三次。我自己定的题目，就叫《记忆是自由的永恒代价》。
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对抗遗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跟经历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