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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苏晓康谈余英时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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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脸书:中国士大夫因余英时而显身当代

近日满屏余英时。《纽约时报》储百亮昨天采访我就问:为什么一个学者这么受大众欢迎喜爱?我说那叫“粉丝遍天下”,原因很多,但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余英时毫不隐瞒他的反共态度,而且大声疾呼,只要有媒体采访他,他就高声批评北京政权,毫不客气。六四屠杀后,天怒人怨,可是西方绥靖中共,令其崛起,中国再次陷入万马齐喑,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不畏惧这个恶霸,他就是替亿万人民发声,怎能不叫人喜欢他?中西文明、左右两道,皆有一个通则,知识人要服务人民,要替天行道,可是你看到了谁?余英时历史思想硕果累累,地位崇高,然而他就是凭借这个本钱,强烈反对奴役人民的坏政权,中国也早已没有文化、学术,只剩下政治这物件,而且张牙舞爪,余英时就修理它,是最大功德的善行,此乃中国士大夫的专业,我们在余英时身上看到它还活着。】

报导者 The Reporter2021/8/6

文字苏晓康

2002年春我们搬离普林斯顿,迁往德拉瓦,临走前去余府告辞,老两口拉我进去聊得恋恋不舍,余先生说:“我们是朋友,日后多回来看我们”,说着拿出一页草稿说是“借宋代谈中国传统政治”,我问是朱熹吗,他说是的,50万字已大致写完,由台北出繁体字本,三联答应出简体字本,余太太陈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

“下一本书他也想好了。”“什么?”“唐诗与佛教。”

我的天,真是好题目,也只有余英时写得了这样的书。

但是余先生又说:“我不去大陆,倒弄出神秘感来,到处打听我⋯⋯”又拿了一本大陆围棋杂志给我,说“我的文字就这么可以传进去。”上面有他一文借谈日本围棋文化而暗示大陆无道无精神不成气候,写得很好。

后来我和妻子傅莉在人生地不熟的德拉瓦新居“自我封闭”,生活中与熟人的牵系只有来自普林斯顿小镇的频频电话,那还是陈淑平,我跟她继续聊人生、文学、掌故,也间或可以听到余先生的一些零碎消息。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2008年夏,陈淑平说《中国时报》要搞一个“余纪忠讲座”,首场邀请余英时与杨振宁对谈,余先生是2006年的克鲁格(Kluge)奖得主,杨振宁是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但是陈淑平觉得很勉强,因为余先生正身体不适,最怕长途飞行。我便乘机说,跟那个人对谈太跌份(指丢人),余先生婉辞了吧?可是她说余老板哪是可以拒绝的?

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因为2002年春余纪忠去世,余英时在一篇悼文中,第一次透露自己的家世,称1946年他十几岁时曾在沈阳见过他这位“纪忠叔”,当时余纪忠任职在杜聿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余英时自己的父亲余协中,跟杜聿明是老朋友,时任长官部秘书长,还办了一个东北中正大学,时值国共决战的前夜,而杜聿明在辽沈战役败给林彪,则是后半个世纪的定锤之音,余英时可说身经这场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名副其实的一个逸民,竟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成才;谁知那败将杜聿明也有个女婿杨振宁,后来学成物理学教授,得了诺贝尔奖,于是竟可以再回去中国充当上宾,倒是余英时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

更有趣的是,九〇年代他却要在美国接待另一个东北人刘宾雁,比他大7、8岁,而1946年他在沈阳余公馆那会儿,刘已是中共的一个青年地下人员,接着时代变迁,刘宾雁批评中共而沦落为右派,劳改20年后成大陆异议领袖,六四屠杀后竟到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成为余英时的客人。

回到那场讲座,余英时夫妇还是飞去了台北。我在网络上看到影片,观众并不知道余英时是带病上场的,而他一演讲完就起身离席,扔下杨振宁冷场在那里,并无对谈。这个影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估计也是非要隐蔽这种尴尬,然而这尴尬,是《中国时报》硬要撮合出来的,却留下了余英时尖锐的应对之道,只有熟悉他的人才懂得,他却是吊着点滴,在陈淑平的照料下飞回美国。

陈淑平后来跟我说,普大中国美术史专家方闻教授,被杨振宁拉回中国去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生活和保健方面),并以此来“诱降”余英时,遭到坚拒。方曾透露一个细节:中共要给杨振宁出“邮票”(把杨振宁的头像变成邮票),杨竟然要求也印一张他和少妇妻子翁帆的合影邮票。虽然未知下文,但显露其厚颜之极,我猜大约人至此境,知道自己已遭天下诟病者,会有某种“破罐破摔”的彻底,历史上的奸臣权阉大抵如此吧?而余英时之“富贵不能淫”,便是一种气节,他自己在笔下写陈寅恪王国维时反复颂扬的,他也身体力行。

2017年深秋,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起初我想冲洗出来,寄给普镇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设备偏偏坏了,我也没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一听就打断我:“你去打扰余先生干啥?他已经断了回家的念头。”原来,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被当地改建为“余英时故居”,作为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

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8、9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这厢中国也不断派人赴美造访余府,从安徽省地县各级的父母官,到统战人员,络绎不绝,来盼迎余英时回乡,光宗耀祖,以他重视“亲情”的传统观念,不会拒人于门外,但是至今没有人成功过。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回去过一次,即1978年与考古学家张光直参加一个考古团访华,此后再也没有回去。

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他似乎没有留下文字,我仅只一次听他说起,他回老家后发现,余家一族留在中国的后裔,竟然无人受过高等教育,言及此情,余先生的悲切,是我从未见过的,这种屈辱感,也只有世代书香门第才会有,更映照了什么叫天蛮地荒。我不妨再引述另一位安徽籍旅美学人唐德刚的回国经历,或可补充余英时的感受:

“发生在40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全家饿死。我在1972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8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份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从德????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

这就是顾炎武说的“亡天下”,“乘桴浮于海”的知道真相,而仍然与此政权苟同者,比比皆是,余英时则再也不踏上那块土地。现在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已经响遍华文世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作者脸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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