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友谊宣传画
我们南边和东边的小兄弟，都曾出现过高层叛逃事件，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东边有黄文欢，南边有黄长烨。
1979年，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经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叛逃”中国，被称为“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18年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黄长烨，走进韩国驻华大使馆，叛逃韩国。
细心的人可能发现了，同样是叛逃，黄文欢的叛逃加了引号，黄长烨没加。
有没有引号，是个很值得玩味的东西。
黄文欢到中国后，致力于发展中越友谊，得到了中国极高的评价，被钦定为“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在中国看来，黄文欢不是叛逃，而是在与黎笋反动集团作斗争，是奔向光明的义举。
黄长烨去的是资本主义的韩国，光这一条就注定了他没法加引号。而且他走的时候，给中国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去韩国后，又到处爆料前老板的黑幕，让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叛逃实锤。
二黄事件，虽然没有当初副统帅折戟温都尔汗般惊心动魄，但也是那个年代震惊世界的大事，值得细说一下。
今天先说黄文欢。
01
1905年，黄文欢出生于越南义安省一个教师家庭，父亲黄鸣鸿是个教师，长年累月在外面教书，母亲靠借债贩卖绸布过日子。
虽然家庭条件并不优越，但黄文欢的父母很重视子女教育。黄文欢6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学习汉语，并随亲戚们到外地游学。
几年的游学生涯，增长了黄文华的见识，也培养了他的交际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后来黄文欢积极投身革命并受到胡志明重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这些方面的能力。
1919年，14岁的黄文欢进入法越学校读书，在校期间，他的思想受到了启蒙，开始对法国殖民当局不满，遂萌发了革命思想。
年轻时的胡志明
1924年，胡志明（当时不叫这个名字）以翻译的身份，随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搞革命。
当时，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在这里搞三大政策，联俄容共，革命气氛很浓厚。
得知中国大革命的情况后，1926年黄文欢和十几个越南青年一道，跋山涉水来到广州，慕名投入了胡志明麾下。
胡志明将一部分人分到了黄埔军校，黄文欢和另一部分人分到了政治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胡志明创办的，专门培养革命骨干。
人生就是这样，跟对了人比什么都重要。进了胡志明的政治培训班，未来意味着什么？只要中途不牺牲，不犯组织错误，庸才也能混个地厅级。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前排：汪精卫、张太雷，鲍罗廷
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广州成了革命青年的天地，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共产党的农民讲习所、越南人的政治培训班，以及其他的革命培训机构，在这里自由播撒革命火种。
不同国度的革命青年，经常在一起听课学习，参加工农运动，搞文艺汇演，很多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广州期间，黄文欢参观了黄埔军校，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还旁听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工人大会。
据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学习革命。当时心中既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急速前进。”
黄文欢
02
1927年春，黄文欢从政治训练班毕业，被胡志明派回越南。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和宣传工作。之后又被派往泰国活动。经过几年的实践，黄文欢很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革命家。
1935年，黄文欢再次奉命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武汉、昆明等地，进行秘密的越南革命活动，具体工作是领导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部的工作，在越南侨民中宣传革命，建立基层组织。
黄文欢有一个同乡叫胡学览，此人是白崇禧的同学兼好友，在南京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黄文欢在中国活动期间，主要依靠胡学览掩护和打通门路。
在胡学览的活动下，黄文欢等人于1936年初到南京国民党党部，申请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得到了陈立夫的接见和批准，获得了合作活动的身份。
陈立夫
之后，胡学览还为黄文欢在南京参谋本部找了个文书的工作，帮他解决了生活难题（少尉军衔，月薪30元）。
抗战爆发后，黄文欢随参谋本部撤离南京，先后辗转武汉、长沙、贵阳等地，并于1939年在昆明落脚，以做裁缝为掩护，继续搞革命。
这一时期，是黄文欢革命生涯的低潮期。
中国抗战命运前途未卜，越南党内四分五裂，情况很复杂。
胡志明资格很老，与莫斯科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但他属于拿着总部尚方宝剑的空降干部，在本土根基不深。
30年代初，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关了一年，之后又被本土派排挤，逐渐失去领导权，在苏联坐冷板凳，1935年总部召开七大时，胡志明甚至成了自己昔日小弟黎鸿峰的顾问。
胡志明
1938年，胡志明从苏联经新疆到达延安，之后随叶剑英南下，在昆明、贵阳、桂林等地做一些工作。
在胡志明的履历上，这一段时期的履历写得很简略，往往一两句话带过，原因就在于此。
老领导大权旁落，黄文欢的日子也不好过。
1940年，印支共在南圻暴动失败，包括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越南革命陷入瘫痪。
此时，黄文欢和另一个革命者武英，把已经中断的党内外联络关系重新建立了起来，并以中央的名义，迎接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联络站工作的胡志明回来，主持大局。
就这样，胡志明再次出山，整合了分裂的党组织，掌握了领导大权。
40年代越盟开会
03
1940年6月，法国战败，印支革命迎来了新形势。
胡志明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伺机向越南发展，然后夺取革命胜利。他们选中的地点是广西靖西县。
要在靖西县搞革命，必须获得中共当局同意。于是，胡志明、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冯志坚、武英等人来到桂林，面见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获得了李的支持。
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在靖西县建立了革命基地，被迫害的越南革命者纷纷来此汇合，接受胡志明对他们进行政治培训。
李济深
1941年胡志明回国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仍留在靖西搞革命。其中，黄文欢是越盟在靖西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靖西支部书记），负责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支持越南革命的据点。
在此期间，黄文欢充分发挥了他善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他还争取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支持（当年在广州，黄与张有交情）。
为了便于黄文欢开展工作，张发奎任命他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中校翻译官。利用这个头衔，黄文欢结识了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将军，两人成为至交好友。陈宝仓帮助越盟培训了很多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项目人才。
1942年8月，胡志明潜入中国，被疑为日本间谍而遭地方逮捕，呈报就地处决。
陈宝仓
事情发生后，黄文欢请求陈宝仓、张发奎从中斡旋，保住了胡志明的性命。之后经总部力保，越盟承诺协助中国抗战，蒋介石才于1943年9月释放了胡志明。
1942年，越南革命的重点，逐渐从中越边境转移到了越北地区。这年年底，黄文欢返回越南高平，参加建设高平根据地和开辟越北解放区的工作。
越南革命走上了正轨，黄文欢也位列高级领导人之列，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担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北越建国后，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0年初，黄文欢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培训班，结业后，他负责筹备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在李克农的协助下，黄文欢将使馆选址在了史家胡同。
使馆建起来后，胡志明任命他为越南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黄文欢（左一）
04
黄文欢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中越关系处于蜜月期，关系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由于长期在中国革命和工作的经历，黄文华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式中国话，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政治立场是亲华派。
1957年，黄文欢卸任驻华大使。此前一年，他已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此后二十一年，黄文欢的职位都没有变过，变的是权力和待遇。
1966年，中越关系出现矛盾，1969年胡志明死后，黎笋成为话事人，矛盾持续升级，1975年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黄文欢在桂林
黎笋推行亲苏反中国路线，党内亲华派纷纷被剥夺实权，闭嘴靠边站。
1976年越共四次代表大会上，黎笋以黄文欢“年老多病”为借口，将其排挤出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仅保留了一个国会副主席的头衔。黄文欢自此失去实权。
然而，黎笋对黄文欢还不放心，派人跟踪他，并在其住所附近和医院病房安装窃听器。开会时也不安排他上主席台，记者拍照时也刻意屏蔽他入镜。
黄文欢的处境很孤立，甚至有生命危险。
中越战争后，越南方面举办胜利展览大会，黎笋指定要求黄文欢参加开幕式，话外音——黄文欢不是亲华吗，让他参见开幕式，既可以让他不爽，也可以破坏中国对他的好感。
1965年黄文欢（左一）在中国
结果，黄文欢穿着中国式的军装、戴着中国式的军帽，参加了开幕式，无声地抗议这次大会以及黎笋的执政路线。
黎笋更加讨厌黄文欢，黄文欢也意识到再留在越南性命难保，于是暗下决心逃往中国。
1979年夏天，黄文欢持续发高烧，久治不退，他怀疑自己患了癌症，但医生会诊后说，他的肺部有一块黑斑，怀疑是肺结核，建议到东德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黄文欢明白，这是他逃走的最佳时机，开始着手制定逃亡计划。
作为一名经久考验的老革命，黄文欢年轻时曾无数次逃亡跑路，对他而言，这次逃亡纯属小Case。
1967年，黄文欢与胡志明
05
1979年7月初，黄文欢带着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先飞到了巴基斯坦卡拉奇。
在卡拉奇，他佯称身体不舒服，要在这里多待几天再去东德，让随行秘书先去东德做准备。
支走秘书后，他瞒着医生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说明了事情原委，表达了想去北京的愿望。
中国领事馆请示上级后答应了他，第二天，中联部一名副部长亲自赶来卡拉奇迎接黄文欢。
黄文欢“失踪”后，越南方面逮捕了黄文欢的随行秘书和医生，然后向各级组织传达了黄文欢叛国投敌的情况，要求彻底肃清黄文欢一伙的流毒，把不符合政治标准的人清除出去。
黄文欢举行记者招待会
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称中国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越南人民一起牺牲，是并肩作战的友邦。他还批评黎笋等人颠倒黑白，认友为敌。
不久，越南方面以叛国罪，宣布将他开除出党。黄文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黎笋一伙把我开除出党问题的声明》，火力全开，猛批黎笋倒行逆施。受到了中国的高度赞扬。
黄文欢到达北京后几天，就被确诊为肺癌，经过不计代价的治疗，病情有所缓解，但他期望得到根治。
黄文欢在中国
9月5日，北京301医院院长亲自操刀，为黄文欢进行了肺癌手术，由于是早期，手术很成功，几个月后癌症彻底痊愈。
黄文欢躲过了病魔，保住了一命。另一边，越南方面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
此后，黄文欢长期居住在中国，天南海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不仅写了长篇回忆录《沧海一粟》，还写了大量诗词文章歌颂中国，一如既往地批评黎笋集团，为“恢复和发展中越友谊做贡献”。
黄文欢在中国
1986年黎笋去世后，中越关系趋向缓和，在黄文欢的问题上，越南方面也有所松动，先后允许他的儿子来北京探视，并允许他的夫人来华小住。
1990年北京亚运会，武元甲作为特邀贵宾参加开幕式，期间私下见了黄文欢，两人还拥抱了。
继黎笋之后上位的阮文灵，曾在1990年对中国方面坦言，想为黄文欢平反，把他接回越南，但得不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黎笋虽死，但他遗留的势力还很强大。
1991年5月，黄文欢以86岁高龄病逝，大佬云集，备极哀荣。
黄文欢之墓
按照黄文欢生前遗嘱，其骨灰一分为二：一份撒在红河源头，顺流回到亲爱的祖国越南，一份留在中国，表达对中国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黄文欢去世6个月后，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