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说过，新亚推荐我来哈佛，是为了参加哈佛燕京社访问学人的计划，为期不超过两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过攻读学位的念头。然而一年之后，即从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从访问计划转为正式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让我对此先作一交代。
大约在一九五〇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名之曰"中国流亡知识人援助会"，其功能在通过种种方式帮助从大陆逃出的知识界人士重获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国家在内。我父亲很早便向援助会登记，申请移居美国，但因久无回应，已将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凑巧，我到美国不久，父亲竟收到援助会通知，申请已获通过；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在美亲友或机构的书面保证，在生活困难时愿意提供经济支持。由于这一非常意外的变化，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两年之内回香港，刚好和全家来美错开了，因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写快信给我，让我向哈佛探询，是否可以转入博士研究计划，以延长留美期限，他并且告诉我：他已取得宾四师的首肯。当时我一方面为父亲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感到难以向哈佛燕京学社启齿。一载考虑之后，我决定先向杨联陞教授请示，看看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出乎意料之外，杨先生对我读博士学位相当热心。他告诉我：最初在访问学人的审查会上，大家对我唯一迟疑的地方是年龄太轻——访问学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间，我当时才二十五岁。因此他鼓励我向哈燕社社长叶理绥直接提出转换研究计划的请求。不但如此，他还教我怎样陈辞，以获得叶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实上，主要关键是杨先生有意收我为他的博士生，否则绝不可能如此顺利。不过我当时对于哈佛大学研究院的运作程序茫无所知，直到多年后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这一点。
从访问学人一变而成博士研究生，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很显然地，如果我访问两年后即回新亚，则此下教学和研究必将走上另一条道路。当时钱先生由于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许我改修学位，但是他内心则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亚。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我的信上说得非常坦率：弟傥能早返，得失之间，亦殊难计量。国内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后起英秀，任此重负。学位仅属虚名，弟若早归，幸穆尚未衰颓，相与讲究切磋，积数年之讲贯，甚望弟能建树宏模，不负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旧籍邃深，亦甚须潜心，时过而学，则事倍功半。至于他年重出国，机缘决不乏，故弟之继续在国外深造，或先归益治旧籍，再过数年，重再远游，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尽可安心乘运，不必多所计虑也。（《素书楼余渖》，全集本，页四〇三～四〇四）钱先生在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愿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将毕生治学心得传授给我。这是他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当时读后我内心甚为激动。亲承钱先生的衣钵可以说是人生最难得的际遇，岂能和在美读学位相提并论？必须指出：这不仅关繋系着治学途径的抉择，而且更涉及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钱先生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上，特别对这一点作了十分动人的描述。他说：只望明年远游归来，学校事能乘此摆开，多得清闲，有英时等数人时时过从，谈论学术，放情山水，弟当自买一车由内人驾驶，家中时时备一两味家常菜，邀英时等三数人聚餐会游，弟之理想专在此处。……若使英时能在弟身旁亲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脱辔绝驰，弟之心情盖无愉快过于此者。（同上，页二〇六～二〇七）这是钱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鲁大学访问前所写的信，所以有"明年远游"的话。三年前他要我"早归"，"相与讲究切磋"，这一想法此时竟以纯感性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可惜由于全家来美的关系，我终于不得不改读学位，并且毕业后也不得不先在美国执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亚，履行了当年承诺的义务，但那时钱先生却已定居在台北了。无论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钱先生从事系统问学的机缘，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现在让我对读学位的曲折过程作一简要追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为哈佛历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据那时系中规定，博士生必须选修四门专科：一门主修科和三门副修科。我的主科是追随杨先生研究中国古史（集中在汉、唐之间），这是早已决定了的。副科三门之屮，我首先选了中国近代史，由费正清和史华慈两人合授。就我当时闻见所及，西方学者研究这一领域大体以西方档案和记载为主要史料，如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一取径恰好可以纠正中国学者的研究偏向。我觉得不应放过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大好机会。另外两门副科我在原则上已决定选取欧洲史方面。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也考虑到将来回到新亚的教学要求，不过当时心中除了"文艺复兴"一科之外，另一科则在犹豫之中。好在选科的确定为时尚早，我仍可从容思考。
我第一学年选修的课程充分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赛门的"罗马史"
首先我选修了一门罗马史。这是因为基尔莫本年休假，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这一段历史没有任何课程可选。哈佛本来也没有罗马史的专任教授，恰巧英国牛津大学的赛门（Ronald Syme）来哈佛任访问教授一年，开了这门课。我当时对西方史学界所知有限，根本未闻其名，但在历史系的选课聚会上，费正清教授特别向我推荐，说他是当代罗马史大家，机会难得。我考虑到罗马适可与汉代中国互相对照，以凸显东两大统一帝国之异同所在，当下便接受了费正清的提议。后来我读他的名著《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1939）及其他论文再加上听了一学期的讲授，对他的渊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三十多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Peter Brown）教授偶有交流的机会。我有一次问他在牛津时曾否从学于赛门？他很兴奋地说：他听过赛氏讲课，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虽然他的专业导师另有其人。（按：其人即Arnaldo Momigliano）也是同领域的大师。布朗是当今最受尊重的罗马史家，开辟了所谓"古代晚期"的研究园地。他获得的学术荣誉无数，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鲁格奖"。后来我写《汉代贸易与扩张》，涉及中国与罗马的交通，颇得力于赛氏此课，但这是意外的幸运，非始料所及。怀特的"历史哲学"
其次，我选了哲学系怀特教授的历史哲学，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学社的宴会上，我已开始对他的历史哲学感到极大的兴趣，现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份，便决定正式选修此课"史学的性质与功能"。
事实上，这是怀特经过多年酝酿而开出的新课，选课的学生（包括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多来自历史系，哲学系学生反而是少数。从上世纪五十年初开始，怀特和英国哲学家（俄裔）艾萨克·柏林（Isaiah Berlin）志同道合，一直在计划合写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书；这一点在两人通信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记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壮盛时代，从分析与语言角度讨论史学的性质问题也乘势兴起，柏林和怀特都是这一新潮的先驱者。一九五三年柏林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著名演讲（后来以专书问世），即曾轰传一时。怀特在这一领域的观点与伯林大体相近，他也受到后者的启发，所以合作写书的动机很强。怀特在哈佛开这门新课便是为了完成这一愿望。但稍后他发现：和柏林之间还存着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调和，终于独立出版了《历史知识的基础》（Foundations if Historical Knowledge，1965）那本富有原创性的专著。读者欲知其详，可以参看怀特的自传《一个哲学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1999）。
由于怀特自觉是在开辟一个新的人文园地，他在讲堂上时时流露出一种推动新潮流的激情。这激情对不少听讲者发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参预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这大概相当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的"预流"。其影响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对中西史学之间的异同作较深入的考察，以彰显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怀特课上，我提出以章学诚与柯灵乌（R. G. Collingwood）史学思想的比较，作为期中论文的题旨。恰一九五三年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章学诚的文史思想》（The Literary and Histr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怀特知有此英文论文可资参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便是由这篇期中论文扩大与修订而成。
怀特此课对我此后的学术取向影响相当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学诚与戴震为中心而展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便是从这里开端的。不仅此也，即以个人关系而言，我和怀特教授也颇为有缘。我一九八七年移讲普林斯顿大学，发现他已在一九七〇年从哈佛转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机会多次和他聚餐和谈论。我们聚谈常有普大汉学友人如裴德生、艾尔曼等参加，甚为欢畅。记得怀特有一次笑着对我们说：他完全不懂中文，却想不到由于我听过他的课，竟结交了许多汉学家朋友，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和思想也越来越感兴趣了。怀特先生生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于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中国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现代美国哲学史上，他的成就无论就哲学的分析或实验主义的推陈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实过于名，如罗特所感慨的，是由于受到哲学界的忽视。这是有欠公平的。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选的第三门课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学系名家佛烈德里治（Carl J. Friedrich）讲授。佛氏原籍德国，对政治哲学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胜举。当时他对极权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差异，分辨得最为到家，影响极大。我之所以选此课，主要是因为我在香港时期已开始探讨民主与极权的分野，并写了一些相关的文字。但那时我深感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训练，而新亚书院也未设政治学系。当时我遇到困难时，除了请先父指点之外，别无可以请教的人，现在竟有佛氏这样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选择，自然不肯放过天赐良机。佛氏此课包括讲授、讨论班、读原始经典、写期中论文等等，正合乎我培养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中不但要求学生将他的讲词和经典文本结合起来讨论，而且鼓励外国学生将西方的政治观念和他们自己本土的思想试作比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国、中东等地的留学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对中国儒家、道家略作介绍。此课对我当然是一种很有益的训练，但我也同时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识远远不足。我既不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经典常识等方面和美国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从头到尾，我都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过我在此课中也得到一个有趣的经验，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学生写一篇期中论文，以代替期中考试，但说明这只是择一题旨陈述己见的报告，并非研究性论文，因此不必详引经典文本并加脚注。我当时正在读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发生了一个疑问：这一关于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图独自创造出来的呢？还是前有所承，早已潜存在希腊传统之中呢？我查了几种有关《共和国》的流行论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过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国考证学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腊相关经典文本中试加追寻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国》以外，我又遍检了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并且参考了修昔底德的史著《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最后我写成了一篇五、六页的短文，报告探索所得，发现《共和国》的构想确有源头可寻。由于佛氏交代学生不必注释，我在文中仅引述经典文本，未详列篇章与页数。想不到一星期之后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亲笔短信，要我将论文中所引经典文本注明篇章，供他参考。这实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兴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证有可取之处，对于他这样的专家尚不无参考价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记忆仍大致清楚，可见当时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书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迁中遗失无踪了。
费正清的"专题研究课"
上述三门课和我的学位计划完全不相干。我的选择大致基于两重考虑：第一是当时决定读完学位便回新亚任教，因此觉得应该把握住现有的机会，对西方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认识，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选课程和我在香港几年来研读与写作的领域比较接近，因此兴趣相当浓厚。但是这三门课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时攻读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为薄弱，其中任何一门都让我感到吃力，何况同时修二门？同时我又拘泥于历史系所颁发的修课指南，说博士生每学期可选二门演讲课，另加一门"专题研究课"，写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研讨课我当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领域，所以选了费正清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此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约六至七人）共同研读《筹办夷务始末》屮若干特选的篇章，并尽量参考相关的西方文献。但这一部分仅限于最初三至四星期，作为全课的预备阶段；研究生则在此期间选定论文题目，开始进行个别的研究。第二部分接着第一阶段而来，由研究生每周轮流报告研究所得，然后再经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质询和讨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西方的"中国研究"的行列，因此特别在此记下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