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
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消失，也就是遗忘。
我做文革历史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个说法可能予以解释。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特别应该强调，这里所说的"选择"是当事人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并不是当事人由于价值标准或者利益考量有意作出某种"选择"。比如，罪犯常常想方设法隐瞒罪行以逃避惩罚，他们故意抹煞事实，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谎称"忘了"。那种行为不属于这里说的心理学上的"选择性记忆"。
"文革"中有个"歌"，这个特别的"歌"是1966年夏天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创作的，他们强迫学校"劳改队"——又名"专政队"——之中的老师们唱。因为歌词的前两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牛鬼蛇神"一语是"文革"中用得最为普遍的对打击对象的称呼，虽然这一词语典出于唐诗，原意指的是化妆游行中的角色，与"敌人"或"坏人"毫不相干。这首歌又被红卫兵称做"嚎歌"，因为唱这首歌的人已经被他们认定为"牛鬼蛇神"，不再被当作人，对这首歌也就不能"唱"，而只能和动物一样"嚎"。
这首歌在1966年流传极广。我做调查并写作《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时发现，当时每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占老师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每个学校都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因此，每个学校都有一批人被迫唱"牛鬼蛇神歌"。不但北京的学校如此，外省的学校也如此。虽然"嚎歌"从来没被发表在当时官方的正式出版物里，甚至也没被印在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有一些地方铅印了），却流传全国。这里的原因值得思考。是在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整体气氛中，特别是通过毛泽东以巨额财政支持进行的全国"革命大串连"，这样的"歌"才不胫而走风行全国。
有几年间，我一直想抄出这个"歌"的全部"歌词"。于是，我询问了数位当年曾经作为"牛鬼蛇神"入过"劳改队"也被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可是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只记得开头的两句，也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至于后面是什么，他们都说想不起来了。我很失望。
在访谈过多位老师之后，除了我原来就已经知道的开头两句之外，我未能记下这首"歌"的任何别的词句。这使我困惑。这几位老师都不像是故意不告诉我。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时间已经是文革之后，不再会像在文革期间那样，仅仅批评几句文革就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们显然是真的想不起来了，真的忘了。
然而，他们也并不是因为头脑受伤而忘了这个"歌"。我所访谈的几位老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少折磨，"文革"后头脑都还清楚好用，依然担任教书工作。在文革中，有的老师被毒打或者折磨后精神失常，几十年都不能恢复。比如北京第八中学的韩九芳老师，在1966年夏天被严重打伤，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而且此后一直行动不便，神志不清，长期坐轮椅。我询问的这几位老师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虽然曾遭受殴打和折磨，但后来的健康状况还好，有的至今看起来还博闻强记，所以不能用"年老糊涂"或者"脑力不济"来解释这种遗忘。再说，当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并且被强迫唱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三十多岁的壮年时代，并不在只能记远事不能记近事的年龄。
当时，在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们每天被迫唱这个"歌"，而且一天不止唱一遍；有时个人唱，有时集体唱；如果被认为唱得不够好——不是指音调不准或者声音不清，而是红卫兵不满意——还会被骂被打或者遭到体罚。这样反复"嚎"过的只有十来句的"歌"﹐十年多一点之后就被完全忘掉了，似乎不可思议。
我那时能想出的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1966年夏天发生的更可怕的事情，淹没了这个"歌"在人们记忆中的位置。根据我做的调查，在调查所及的分布于北京和各省的学校中，无一例外都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大批老师被严重打伤。一批老师被活活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之后"自杀"，这里的自杀二字必须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而且，这些老师不是被陌生人用子弹射杀的，而是被他们学校中的学生用铜头皮带和棍棒等打死的，因而杀人场面更为残酷可怕。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生物老师喻瑞芬，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美术老师陈葆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萍，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且在他们被打死以后，还强迫其它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动手打死者的尸体。在那一时期，当这种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暴力虐待的恐怖笼罩着老师们，"嚎"这样一个"歌"远不是最严重的迫害。他们也许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做了红卫兵强迫他们"嚎"的，他们的注意力却首先必须集中在忍耐肉体的疼痛以及设法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猜想，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会觉得被强迫唱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虐待和折磨，但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与被虐杀相比，这就成了相对细小的事情。再加上时间的流逝，原本就有限的记忆可能就像石头一样风化破碎缩小，以致在文革发生十多年之后，就没有人还记得住像"嚎歌"歌词这样的细节。
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细节"绝不细小，其体现了"文革"时代的气氛、情势和实质，但是在问过多位老师均无结果之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对这首"歌"的歌词的追寻。
几年后，当我发现当年的中学生却记住了"嚎歌"歌词的时候，我才对这一"遗忘"有了进一层的理解，才认识到那一代人在肉体创伤之外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有多么深重。
那是1994年，我在电脑网络上作问卷调查，总题目是1966年夏天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考虑到当时会使用网络上的人，年龄最大的在1966年也只可能是学生，不会当过"牛鬼蛇神"，所以设计问卷时只问了他们所上过的学校在"文革"中是否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却未想到过可以询问"嚎歌"歌词。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了一种定见（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嚎"过此"歌"的人都不能记得它，没有唱过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