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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莫愁受访自述:退圈3年,原因如下….

像是突然之间,吴莫愁这个名字消失了。从《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之后,她一度几乎霸占了人们的视线,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宝莲,去欧洲时装周看展,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外界对她的揣测很多:“被资本淘汰”、“沦落到街边商演”、“传闻已被封杀”,有媒体在标题里写,她的消失,“陨落早已预见”。

我们与吴莫愁取得了联络。

在上海长宁区的一家茶馆,时隔三年,我们见到了吴莫愁,她看起来活泼、松弛,脱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单刀直入开始对话。我们就“吴莫愁为何消失”这件事和她聊了四个小时。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吴莫愁的人:

好久不见。

和大家不告而别,已经约莫3年了。这段时间,很多热心的朋友帮我解释。有人说,吴莫愁过气了,以前拿天价代言费,后来沦落到小县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说,吴莫愁唱功不行,没庾澄庆罩着,就被市场淘汰了;还有人说,吴莫愁耍大牌,被封杀了。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于以上说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妈妈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压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给经纪人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希望把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这一放,不知不觉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终于说出来了,这让我放松不少。接下来,如果你有时间,我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6年

把时间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舞台。那首让我一战成名的《Price tag》,即便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它很“炸”,但我自己并没有那么满意。

我唱过很多次《Price tag》,本应游刃有余,但那一次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生硬之处。

舞台是个神奇的地方。聚光灯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况下看不清观众,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张椅子,椅子那边是四个可以被写进音乐专业教科书的导师。彼时我20岁,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兴奋和紧张并存。

《好声音》的赛制很紧,我来不及处理加入哈林战队后纷乱的兴奋、激动、紧张,就被推着往前冲了。盲选过后是擂台赛,然后是小组终考,一番车轮战,终于,来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舆论风口的《痒》。

录制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我不擅长熬夜,只能强打精神,身上那条超级紧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让我胸闷气短,心慌意乱。紧张,紧张,还是紧张,最终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的一刻,那种紧张爬升到了极致,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我把字都唱没了。

但我没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着头皮去追赶节拍,把歌词从嘴巴里掏出来,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动作。那是一次灾难级的表演,下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好声音》期间的表演。前段时间,我翻找手机相册,看到我在参加《好声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声音》期间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我赢了,出现严重失误的我,竟然战胜了唱将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运啊。后来很多时候我却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明白,幸运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完完全全的素人,变成了《中国好声音》全国亚军。这种加速就像赛车游戏里面那种喷射器,你摁一下,就会“哗啦”往前冲,那种感觉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会撞到墙上。

我是失控的那类人。首当其冲失控的就是我的音乐。

我喜欢 R&B,喜欢 Rap,喜欢新潮的音乐,但市场分给我的并不如我所愿。也许我在比赛期间“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线》、《大奇葩》、《小蛮腰》等等。我并不排斥这样的歌曲,他们在既定场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动的。比如《舞底线》,它的歌词是妖怪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系统,可是放在《捉妖记》里,一群妖怪在我的歌声里舞蹈,它是很惬意放松的。

但当找到我的工作总是让我唱这几首歌,不分场合,不分情境,坦白说,我并不好受。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觉得只有我这种“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这样的歌,然后越来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后我不停地演唱它们,然后人们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后失控的是负面新闻,各式各样的负面新闻。

最开始是大家说我和导师搞对象,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扔给我,我整个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后大家开始追问我父亲的事,我不擅长做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一聊到这个我就会哭,很快我龇牙咧嘴的照片全网都在传,于是我成为了“亚洲最丑女艺人”。丑着丑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新闻,我的照片在地铁上把一个小孩吓哭了。即使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会记得,我把一个小孩吓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谁,我连慰问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有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找我,让我出演妲己。如果当时我腆着脸去演了,可能又要成为另一个贻笑大方的新闻。

我承认,我一直处理不好和媒体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害怕记者群访。一群人站成一排,面无表情地拿着麦克风,怼着我。我不知道谁是谁,甚至有时候分辨不出是谁提了哪个问题。我理解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也深知应付这些提问是我的工作,可那样的阵仗总是让我难以招架,也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解释吗?很多时候解释无用。比如说,曾经有个我耍大牌的新闻,证据是一张工作人员帮我调整袜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释又长又臭,苍白无趣,没人愿意听。但我不解释吗?那又是另一则更大的新闻了。

很多人告诉我,进娱乐圈就是要有娱乐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会当真,会较劲,会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甚至恋爱都没谈过,那么克制小心,为什么还是要经历这样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后失控的,是我对音乐的爱。

你相信吗,最红的时候,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叫红。生活就是登上长得差不多的飞机,住进长得差不多的酒店,身边永远是差不多的三个人,然后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环,1年365天,大约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我自认是很要强的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对待音乐。以前,我总能想出奇形怪状的点子,但那时,我却怎么都做不到了,就像某个控制灵感的开关被关上了。

音乐变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不管这是否符合我的表达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种各样的领奖台的燃料,但领这些奖时,我慌张、煎熬,就想拿脚趾抠大平层。

终于,2015年前后,我不听歌了。一个歌手不听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GQ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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