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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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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战胜者来写的,但是战败者的历史却绝不容忽视。且不说这种逆向思维的叙事常常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成为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难得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剥落胜利者历史中人为的油彩,提供对完整的场景进行观照和审视的多维视野。

近来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下简称为郑著)就是一本专为失败者的立传之作。作者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记者,自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文汇报》工作了四十余年。除了数以千百计的工作上的报道采访,作者还出版有《毛泽东和文汇报》等学术著作和《谢稚柳传》、《张珩传》等多部书画大家和收藏大家的传记。[1]谈及他的人物传记的主旨,郑重曾自喻“不欢喜赶热闹,欢喜写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2]按作者的说法,他这本耗时十余年的传记的目的并非是“为张春桥开脱翻案”,而是为了“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页viii)平心而论,读者是不难在掩卷之际体味到作者竭力追求的治学的公正与赤忱的。

郑著纵篇近七十万字,共分为“重返大上海”、“批判《海瑞罢官》”、“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十月事件”和“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等22章。其中描述张春桥文革活动的有18章,占了81%的篇幅。作者并不是一个能接触文革机密档案的人,除了公开出版的资料,他的史实大多来自他作为一个专业记者在巨量的访谈中的仔细挖掘。除了因为官方的严密限制,作者无法采访狱中和保外就医后(换一种监禁而已)的张春桥本人外,所有能够找到的张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级;文革中的秘书、“同党”、家人、亲属他都采访到了。以这些口述史料为主线之一,又和现有的所有出版物一起映衬堪比、构成了郑著的鲜明的记者型的特色:一种在不懈的采访挖掘中把被遗弃的历史碎片还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历史定位:毛、张之间的互动和互需

毋庸违言,在中共官方和民间的公众视野里,张春桥是一个被脸谱化了的人物。他带着众多的政治标签,诸如“叛徒”、“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郑著不从政治是非上来给人物的定位,而采取了一种较为中性的概括:“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作者认为:跟随和理解毛泽东的步伐和思想,是相当一部分、包括延安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张春桥却和毛相知始终,并被毛视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吹捧”,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总之,“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可能是另一种下法”。(页viii,ix)

这一历史定位,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以为还可以进一步发掘毛和张之间的互动,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集团——极左派的理论精英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动贡献和反馈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于毛泽东的马列理论素养都有过高估计的倾向。事实上,毛泽东从没有过什么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义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只语。但是,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欲望和阴谋都要比他在理论上的创造要强烈千百倍。毛泽东又是一个自负甚高的“革命导师”,他不想让他对刘的斗争被认为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失去道德制高点,他需要制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论来美化他发动的政治运动。这些理想和理论其实是毛和他的笔杆子集团一起创造的。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直到一月夺权以后才由王力和陈伯达为他在马列著作里找根据总结出来的。而当时总结的匆匆忙忙,还因为是1967年2月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卡博和巴卢库来访,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文革的马列理论根据。[3]这一过程,用现代汉语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共谋”;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话来说,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了。[4]

其实,郑著也已经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张和毛之间的这种互动。其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性的文件,除《5·16通知》外,还有主要由张春桥起草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此中,张春桥发明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在看后大加赞赏,他在进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如果说张春桥的“黑线”大约还只是指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而毛泽东则受张的启发,把它发展成“全盘的系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问题了。(页176-177)其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另外的几个纲领性的文件,张春桥还起草过提出“巴黎公社原则”的《十六条》,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1966年林彪的国庆讲话等。前者张是被毛誉为“出力最多”的两个起草人之一(另一个是王力)。后者则张是唯一的执笔人。此外,张春桥还是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其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毛因接班人问题的失误而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里。最后他又想到了制造玄妙的理论来转移和掩盖自己错误的旧招术。于是,1975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受毛委托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重头文章。[5]不仅把林彪集团硬和地主资产阶级强行挂钩,还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怪罪到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头上,诸如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等。其实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虽然偏颇,但是还远没有荒谬偏激到要对商品和货币等“全面专政”的地步。张春桥等极左派理论家口口声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他们所阐释的毛的最新思想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倒退性的修正。张春桥不仅有其言,还有其行。1975年他就想在上海干部中重新实施供给制,只是因为当时管经济的市委书记马天水测算后告诉他其花费会数倍于现行的工资制,市里的预算根本无法承担,张才只能悻悻作罢。(页630)其实,这种“革命理想”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是显而易见。好比现代社会中的食品难免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甚至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去。从毛泽东“五七指示”到张春桥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的要害,就在于用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倒退来避免人类的高级文明发展阶段中难免出现的弊端。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手里的独裁权力来“全面专政”、强行推行他们的乌托邦幻想,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

张春桥在中国大陆没有成功的“全面专政”的实验,后来在柬埔寨由红色高棉在毛的直接支持下实现了。张春桥在1975年12月曾秘密访问柬埔寨,高度赞扬红色高棉废除货币,做了“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意识形态的试验场”。[6]张春桥当然没有提到这一试验的惨绝人寰的后果:柬埔寨全国在数年内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和大监狱。监禁、酷刑、处决和饥饿造成了近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死亡,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7]

写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春桥直到临死都不肯放弃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构筑者之一,而政治人物最难的便是否定自己。张春桥即便在1998年保释出狱后还是一块毛泽东文革理论文库中的活化石。然而,如果我们要就此得出张春桥就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结论,那就太单纯幼稚了。郑著客观地描述了一些历史事实,揭示了理想主义者背后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书记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的长征干部。在文革发动期中,他对江青到上海来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作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活动,曾是大力支持的。为此,毛泽东对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烧焦了”,多次暗示他“出来工作”。其实,陈已经在竭力出来工作,作为上海“一月革命”的两个基石性的文件《紧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陈和造反派一起拟定,并由他直接签署的。因为这两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力赞赏,便对张春桥在上海第一把手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张就长期对毛隐瞒真相,并采用不光彩的伎俩和深知内情的朱永嘉等人统一口径,贪天功为己有。(页326-327)以后,张又一直借口群众的反应阻碍陈丕显的解放,直到1974年毛泽东直接批示,才为陈安排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并迫使陈向中央要求调出上海。(页393-395)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央文革其他的笔杆子(如早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期的陈伯达)被毛逐步抛弃,而张会始终不倒的问题了。除了张和毛泽东在文革理论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郑著还列举了多种个人性格和政治经验等原因。比如,张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从不别出心裁地开风气之先。1966年十一届八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批评过戚本禹关于军队可能搞“热月政变”的讲话,指出:军队的事你们不要乱讲……你看张春桥从来就不乱说话。(页195)。又如,有时即便是毛泽东讲错了,张春桥原来只是跟进的,他也愿意出来为毛承担责任。一月夺权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秉承毛的原意。但一旦毛出尔反尔地改变了主意,张主动认错,为毛承担责任,自然深得帝心。(页376)再如,张春桥进京后从来不和其他中央领导有工作以外的关系,时时摆明了自己是一个目不旁顾的只忠于毛的人,可谓用心良苦。(页195)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关键的。郑著在讲到张春桥的自我定位时还写到:“他首先是一个地方官,其次再是京官,或者说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则进有据、退有援,可以从容应对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页389)换句话说,张春桥把他担任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上海,当作了他实践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试验田和根据地——这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笔杆子却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实践。如果说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中张在没有毛耳提面命的情况下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险揣摩圣意,[8]那么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张主政的上海在烽火连天的全国,主动为毛提供了一个他的文革理论完全可以“成功”的样板。文革中流行的口号“全国看上海”,并不是一句虚言。论大联合,张在上海基本上未经大规模的血雨腥风就搞成了一派,即便是在1967年8月全市镇压反对派“支联站”和“联司”的行动中也没有动枪炮和死人,为此得到毛泽东的称赞[9]。论大批判,张春桥控制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有全国影响,张手头还有“罗思鼎”、“丁学雷”等一流的极左派写作组。1968年,其他省市还在忙着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已经搞出了第一批文革斗批改的成果。无论是“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都被毛直接批示,作为重要成果指导全国。[10]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即便在文革中,它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10%。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增长7.38%。共增长41.9%。[11]尤其是上海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达到了平均每年16.91%的水平。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12]尽管毛的文革搞乱了全国,但是他决不会认为是自己的理论和决策的错误,相反一贯把责任推到刘少奇、林彪等政治对手和一切“阶级敌人”的身上。同时,无论是自我安慰还是堵人口实,毛都急需一个稳定的省市作为他理论的成功佐证,而张春桥主政的上海正不断提供了这种样板。这样,毛泽东和张春桥之间的关系,就决不仅仅是郑著所言的毛泽东多次“救了张春桥”,应当还是毛泽东通过“救张春桥”来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实践。总之,毛张之间除了理论上的互动,还有实践上的互需。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二十一世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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