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
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抗战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
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要深入作战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凭着我写的一篇战地新闻，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报社。
这时，27军已经自江浙一带北上山东津浦铁路沿线集结，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但直到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再问我，我的回答会更简单：“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梦想。打日本鬼子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
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
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但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轰炸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
美军先进的装备，随军的坦克大炮
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战士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留下署名部队代号的纸条，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
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7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
来领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的同志，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记者，这儿就你最有文化，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
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