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校园内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另有三个刊物颇有典型意义；一为声名显赫之《广场》，这已有多人多处提及。当时也受到官方特殊关注，因而许多文字作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来，内中许多文章被收录入《原上草》一书，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报，自我标榜为卫道者，与《广场》针锋相对，但却无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笔编造一些无聊文字，多为人身攻击或造谣，好似当今之恶搞，不过更加无畏，因为他们知道无人敢于追究。记得当时壁报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谣说《广场》编委们用读者交的预定书款在饭店大吃大喝。事实是《广场》油印出版完成后，大家凑钱举行一次会餐，然后宣布解散。我当时因无钱，是赵青同学为我代付（忘记是多少钱了）才得以参加的。看到这条造谣的文字，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那架“机器”已高速运转起来了。《浪淘沙》的作者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但却未获当局赏识。至今也无一文流传。
第三是数学系学生，我们54级的同学洪允楣办的壁报《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因是个人独立创办，又只张贴在宿舍楼道里，因而影响不大，但也体现一种思潮。
这三类人竟然殊途同归，悉数进入网中，只是时间有先后。首先是当局制造了一个《广场》集团，凡与《广场》有关的人，全被网罗其中，给以封号。然后是针对《探索》的批判：打着平等探索的旗号，为反动分子张目，这样的人当然也是右派分子。洪本人虽未入狱，但也被下放工厂劳动，由工人阶级监督改造。
最后是那些《浪淘沙》的编委们也都未能幸免于难，尽数进入先皇的网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卫道文字实在过于粗俗，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脱离党委领导主动出击，不符“驯服工具”之标准。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杀鸡儆猴”中之“鸡”。（可不是现在“繁荣娼盛”后的“鸡”）。这些《浪淘沙》的编委们，想必都是文学巨子，若能写些回忆文字，定能为那段历史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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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完成后，恰有一位北大学友来访，指出小文中对该事件的一些叙述错误，以及对当年形势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对话的主要内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写关于“探索”部分有误，首先那壁报不是洪独自创办的，参与者来自各系，大多为学生干部，总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约来的。另外壁报不是贴在楼道内，而是张贴在大饭厅那边。不过你所说“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是正确的。
主：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党在学校中的“优秀儿女”了。那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批斗哪？
客：洪是被当成个人野心家而遭批斗，罪名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和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对“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开了，这种避实就虚的“批判斗争”艺术，在那时就已经被朝廷纯熟运用，臻于佳境了。
主：“探索”的诸君都说了些什么，以致触怒了朝廷？
客：具体说了什么，并不重要。朝廷要铲除的是“个人自由表达”的坏习惯，通过扫荡，树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风气。
主：那十几位被洪约来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关的人全部落入网中，无一幸免。不过我对你的“引蛇出洞”之说并不同意；所谓“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不过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种形式证明朝廷一贯的伟光正而已。
当年朝廷还是有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的，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还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吗？那不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嘛。
“五一九”运动初起时，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时，依照惯性行事，并未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涉。这表明当时对学生们自由表达思想，当局还是允许的。洪等人恐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才采取办壁报这种行动。既为学生干部，自然是有一定“组织观念”的，因而我估计他们的行动恐也是在上峰默许或纵容下进行的。
后来这场由青年学生自发参与的自由民主运动，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提出了“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以遮羞。至于以后所谓的“扩大化”，各单位定指标，层层下达抓人任务，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疯狂报复。
主：仁兄的这些看法，可有依据？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机密，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两个老朽间的私下谈话，请勿张扬。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担心，若锦衣卫请我喝茶，我便说客乃我杜撰之人，实际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