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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毁掉了:北京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拆掉的

西便门城楼为单层单歇山小式,灰筒瓦顶,四面开方门,无窗;面阔三间宽11.2米,进深一间深5.5米,高5.2米;其城台正中辟过木方门,楼连城台通高11.2米。瓮城为半圆形,东西宽30米,南北长7.5米。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蒙古骑兵数次南侵,加之城外关厢居民日渐增多,在京城四周修筑外城。后因财力不济,只修了环抱南郊的一段,设永定门等5门,使京师城垣呈“凸”字型。后与外城东北、西北两隅与内城连接处附近各辟一朝北的城门,分别称东便门、西便门。

1952年将城楼、箭楼、瓮城一并拆除。

现尚存有500余米城墙遗迹,已被开辟为“明北京城城墙遗址公园”;该遗址公园与崇文门至内城东南角楼一线的“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北京目前仅存的两处城墙遗迹。

(崇文门明城墙遗址公园)

皇城四门

北京故宫鸟瞰图

1、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最初名叫“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是紫禁城的正门。当年承天门远没有如今天安门这么壮丽,而只是一座三层楼式的木牌楼,牌楼正中悬挂“承天之门”匾额。此楼于公元1451年毁于大火,1465年予以重建,明末时又毁于兵火,直到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修,才大体成为今天的样式,并改名为“天安门”。

2、地安门(明称北安门),俗称厚载门,亦称后门。地安门位于皇城北垣正中,南对景山,北对鼓楼,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重修,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修葺,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重建,并易名为地安门。

3、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垣偏南,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木结构殿宇式建筑,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中辟三门,各有一对红漆金钉门扇。门内另有东安里门,为随墙门式建筑。1912年曹锟兵变推翻张勋时被焚毁。2001年将遗址清出辟皇城遗址公园。

4、西安门始建于永乐十五年,位于西皇城墙中部偏北。面宽七间,进深三间,红墙,青白石门基。与东安门和东华门处在同一直线上不同,西安门并没有和西华门处于同一直线。原因是紫禁城西苑为大面积水域,西华门不能直线行进到西安门。1950年,一场意外大火将西安门焚烧殆尽,从此不存在了。

近代四门

近代城门的建造要迟于其他城门,历史相对较短,多为民国及民国以后建造。主要的现代城门有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以及水关门。

这四座城门不属于老北京城中的内九外七中的老城门。

复兴门

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后,在西郊修建新市街。1939年,为连接城区与新市街的交通,在阜成门城墙南墙开一豁口,但没有门楼与门洞,定名“长安门”。当时取名为长安门意为长治久安,1945年日本投降,11月9日,此门正式命名为复兴门。1946年,何思源出任市长后,在复兴门豁口处建造了门洞,还安装了铁门。1956年因城门洞至长安街的道路与城区之间的交通量增大,同时也为快速疏散重大节日期间的游行队伍,北京市开始复兴门的拓宽改造工程,将复兴门城门洞拆除,使门洞再次成为豁口。1957年,此段工程竣工,新辟的大道因位于复兴门内,故命名复兴门内大街。19世纪60年代,北京市拆除了内城城墙,修建了二环路。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处建起北京城区第一座互通式立交桥,复兴门大街位于立交桥的上层,二环路从立交桥下穿过。1974年10月,复兴门立交桥正式竣工通车。

和平门

位于内城南城墙,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它建于1926年,并非是北京的传统城门,该门无城楼、瓮城之设,而只是在城墙上开的两个拱形券洞,并将该处墙体略增高增厚,用来连通南新华街与北新华街,便利内外城之间的交通。和平门初名“新华门”,1927年改名“和平门”,以区别于中南海新华门。张作霖时期此门曾改名为兴华门,后改回。门洞高13米,宽10米,各装两扇铁门。1958年将门洞拆除,改为豁口。

建国门

建国门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于东二环路交口上,原是日伪统治时期兴建的城门,是在内城东城墙上扒开的一处缺口,当时名叫启明门。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1945年11月9日,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将这个城门改名为建国门。

水关门

清末(1905)将正阳门东水关盖板后扩建成“门”,为便利东交民巷“使馆界”人员进出之用。照片为水关门建成不久,自南向北拍摄的南侧面。经历“庚子之变”后,担心因“事件”再次成为“困兽”,“使馆界”的御河出水孔道——正阳门东水关被改造成了“门”,便于出入登临赴天津的火车。

古都倩影

其实,北京拆除的有岂止是这些让人耳熟能详的城门和城墙呢?很多宫殿、牌楼、宝塔、胡同全没了,如今我们只能在这些旧照里一睹它们当年的风采了!

中华门(大清门)

(原址位于天安门广场内)

大高玄殿

(景山与筒子河之间,现在90°位置恢复牌楼一座)

双塔庆寿寺

(西单电报大楼位置)

北海金鳌玉栋桥牌楼

(今北海大桥两端)

地安门

地安门。又称厚载门,位于皇城北垣中轴线上,明朝时称为“北安门”。它规格同东安门,但体量稍大,南北互相对应,寓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重修,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修葺,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重建,并易名为“地安门”。

为砖木结构之宫门式建筑,面阔七间,中明间及两次间为通道,明间宽7米,两次间各宽5.4米,四梢间各宽4.8米,总面阔38米,通高11.8米,进深12.5米。正中设朱红大门三门,左右各两梢间为值房。

1954年至1956年拆毁。

西四牌楼

(现西四路口)

东安门

(现皇城根儿遗址公园内)

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墙的中部,南北走向,正对紫禁城东华门。其规制与西安门、地安门相仿。东安门始建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正中明间及左、右次间为门,各有红漆金钉门扇1对;左、右稍间及末间作值房。遗憾的是,在北京众多城门中,唯有东安门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现存的标注“东安门”的照片,其实都是“东安里门”。

明天顺五年(1461年),太监曹吉祥及其从子曹钦谋反纵火烧毁东安门,次年重建。1912年2月27日袁世凯策动兵变,北洋军将东安门放火焚毁。1912年之后在原址新建了东安门。

1926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拆皇城墙,将东安里门一并拆除。此后,玉河先后被填平成为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皇城东墙址建满房屋,成为居民区。

西安门

西安门位于皇城西城墙偏北,与东安门并不对称。这一点在北京城建讲究左右对称方面实属特例(如图示)。西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无城台,门基为青白石,红墙;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正中明间及左、右次间为门,各有红漆金钉门扇1对;左、右稍间及末间作值班房。

从1913年起,因阻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后来西安门只剩下孤零零的大门了。1950年西安门毁于火灾。

长安街三座门

(现南池子、南长街南口附近)

东四牌楼

(现东四路口附近)

儒福里过街楼

(现建工医院附近)

天桥清真寺

(现为是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新建建筑为纯阿拉伯式)

城墙

(如今唯有遗址)

一条条胡同

(如今只有……)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礡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

可是,如今这座古城没了!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北京,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张张照片!而我们又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呢?

是谁下令拆的北京城门和城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人

作为皇城的北京古城始建于元朝,在明清形成完整的结构,厚实的城墙沿着如今二环路-前三门大街一线,共有“内九外七皇城四”20个城门——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如果它们还在,现在一定是世界遗产,可惜它们都在解放初期被拆掉了。这是北京城建史上一个巨大的遗憾,也算得上中华文明的一个损失。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谁下令拆的?

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当中,曾有几个回忆者指出是毛。文件显示,1953年8月12日,毛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过:“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1958年1月中旬,毛又在南宁会议上说:“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1月28日,毛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有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从这些记录来看,毛支持拆旧建新是无疑的。不过亲手下令拆城门城墙的,却另有其人。亲身参与过拆城门城墙的前北京建设局工作人员孔庆普写过一本回忆录,讲述了拆城过程中的很多信息,他的回忆与记录显示,做这个决定的人,是刘少奇

清末的北京城墙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孔庆普说:“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根据孔庆普的记录,1952年4月8号,北京市建设局召开拆城门工作会议,布置落实市里提出的拆除城门的任务。时任建设局副局长的许京骐说,前几天市长碰头会上,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说了,北京要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城门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楼、门楼,都属于障碍物。

各位市长对少奇同志的指示不理解,彭真同志又说:“是啊,我也不理解,少奇有指示,有什么办法呢!拆城门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说拆就拆,恐怕老百姓也不同意。至少不能一下子全拆光吧,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不能拆,西直门是唯一的一座完整大城门,也不能拆。刚刚修缮完的几座城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可以安排在最后,如果能不拆就保留下来了。先安排规模小的、破坏严重的和次要的城门,暂定五年拆完吧。”

安定门城楼

建设局根据彭真市长的这个意见,排出了一个拆除顺序,分5年拆除绝大部分城门,保留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西直门整座城门。之后把计划报了北京市政府。

按照北京市的意思,是通过拖延的方式,尽量多保护下几座城门,但此后的指令并没有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1956年6月,上级要求拆除几年前刚刚修缮的阜成门城楼,虽然不少市民给《北京日报》和建设局写信表示不解,但执行任务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6月16日,孔庆普接一些对城楼有感情的建设局老专家最后看一眼阜成门,向它告别。活动当天,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单士元告诉大家,为城门、城墙的事,彭真曾找过毛,毛的回复是:“我分工管党内事,政府事少奇同志管。”

单士元又说,今年(1956年)春季,政协会讨论修改道路建设规划会议上,彭真同志说:北京城不应该一扫光,把城墙的四角和完整的城门留下来,再保留几座刚修缮过的城楼以及基本完整的城楼,再保留一两段堿墙,这样北京城的轮廓就有了。

彭真的意见在1958年又表达了一次,,1958年9月27日,北京市委建工部召开市政养护单位汇报会。梁正忠部长谈到彭真同志在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一段关于拆城的讲话。彭真同志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拆完了,内城的城门已拆除大半,北京城不能一扫光。总理说过,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古观象台要保留。我看把内城墙的四个角保留下来,把西直门这座唯一完整的城门保留下来,再保留几座比较完整的城门及一两段城墙,后人就可以知道北京城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了。

当年的崇文门

彭真的个人意见没有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反“保守”的“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政府再次发出拆除城墙的决定,原来零星的拆除活动变成了大规模的拆除行动。1958年当年,朝阳门箭楼、东直门箭楼城台、东便门城楼、右安门城楼被拆除。1959年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这一年底,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施工方以备战需要申请延城墙沿线修建二号线,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城楼、崇文门城楼。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及房屋,全长约16公里。

1969年,彭真念念不忘的西直门城楼,也被拆除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下令拆除城墙、城门的刘少奇,执行中央决定但仍有自己意见的彭真,都于1966年被打倒,拆除城门和城墙的决定依然被贯彻到底,这里面固然有领导意志的原因(可能是首要原因),但也有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因素。

拆城墙的运动不是49年后才开始的,它起始于民国时期。

民国成立时,很多人认为应开始新时代,而旧城墙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过轰轰烈烈的拆城墙行动,1912年,上海城墙被拆除,1913年杭州城墙消失,1917年又拆除了广州城墙。1951年“梁陈方案”(建议保护北京古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在古城外集中兴建)提出时,北京市委市政府让干部们讨论,当时听到方案的人都哈哈大笑,觉得这是荒唐的想法:“中南海是首都的中心,政治中心当然要设在中心地区”,“中央机关都集中在一起,国民党、美国飞机扔个炸弹,不就全毁灭啦?”、“北京城40多万人,就算迁出一半也不可能,中央怎么能采纳这种空想出来的方案”……在这种社会情绪下,梁思成就算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是很难。1950年北京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当时虽然并无人提出拆除城墙,但与会者们对于适当地“开墙打洞”是很支持的,当梁思成提反对开豁口时,很多专家表示“说话办事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梁思成只好不说话了。

大部分人很难站在未来去考虑当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历史局限性”。后来人回头去看时,常会有巨大的遗憾之感。

后记

北京城墙被断断续续拆除的10年多的时间里,有一位年轻人张先得画了大量古城门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嘻嘻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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