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小军，今年34岁，是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博士。其实我小时候很不爱上学，我父母就没怎么上过学，他们都觉得读书不重要。我也是这么想的，上课不是睡觉就是闲聊。按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将来我要么留在山里务农，要么进城打工。
然而，9岁那年，一场急病让我意外地失去了右腿。冥冥之中，这件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父亲担心我以后养不活自己，开始鼓励我学习，争取找个能坐办公室的工作。为此我拼命读书，小学、初中两次升学考试都是全校第一，高考以603分的成绩考入985大学，接着又去日本读硕、读博。
在日本，我第一次接触到假肢，总算可以丢掉拄了15年的拐杖。但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传统假肢仍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于是，我决定自己造一条更先进的。
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右腿上穿的就是我和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假肢。
命运很残酷，命运也很神奇。如果不是失去了一条腿，我大概率不会用心读书，不会去日本深造，更不会从事假肢研发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业。现在的我，可能还在家乡重复着上一辈人的命运。
1987年，我出生于于贵州铜仁石阡县的一个小村子。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那里，那就是美丽和落后。村子四周被大山环绕，春天，到处是黄澄澄的油菜花；到了夏天，放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水稻。村里人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意味着经济水平不高，因为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人，可能也都是这么生活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一年四季在田里侍弄庄稼，不论日晒雨淋。冬天农闲，但他们不能闲。室外气温只有零下几度的时候，两个人还要在露天地里烧制盖房子用的砖瓦，烧够一批就拿去集市上换钱。这个季节修建房子的人多，是我们家唯一能在务农之外赚钱的机会。
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是翻新后的，原来的更旧。
除了种庄稼，家里还养有牛和猪，我唯一能帮父母分担的事就是照顾家畜，小孩子嘛，做这种事就跟玩差不多。我每天无忧无虑，和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疯跑，在山上玩累了，再割一大筐猪草背回家喂猪。放牛也是边放边玩，前脚刚把牛赶下水，后脚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泼水、玩水仗、打水漂，和小伙伴们玩得好不热闹。
像我这样调皮的性格，在学校里总是坐不住。上课太无聊了，老师讲课的声音像催眠曲，我一听，就不知不觉想合上眼皮，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下课了。要不就是老师在台上讲，我在台下讲，能把周围一圈的同学都吸引走。
体育课是我唯一喜欢的科目，篮球可比算数好玩多了。小学三年级，有天我打完篮球突然觉得脚踝隐隐作痛，以为不小心扭到了，想着过几天可能会好，没有太上心。爸妈正忙着翻修家里的老房子，也没在意这件事。好动的我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奇怪的是脚一直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到了这时候，爸妈才想起来应该带我去看村医。医生调了些中草药敷在我的脚踝上，打了消炎针，还开了些药片让我回去吃。
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父母又带我去镇上的医疗所。拍完片子，医生一脸严肃地说：这是骨髓炎，可能需要截肢。我父母听了完全不信，在他们看来，这不就是小孩玩闹扭到脚么，怎么可能变成骨髓炎呢？医生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叫我们去城里的医院再看一下。
父亲带我去了省会贵阳的省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也是骨髓炎，而且已经癌变，癌细胞从脚踝扩散到了右腿膝关节部位。医生说必须截肢，否则只能再活几年。那时候我还小，不明白截肢意味着什么，但从父亲的表情里，我懵懂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考虑到省医院手术费用高，父亲决定带我回县里做手术。从贵阳回石阡的车程有八九个小时，我和父亲在长途大巴上熬了一宿。父子俩并排而坐，窗外不时有灯光闪进黑暗的车厢，当灯光滑过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有泪珠划下。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哭，一声不响，只是靠在座位上默默流泪。
截肢手术需要三四千元，我们家哪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务农收入很少，粮食基本上都是自己吃，只有等到年末的时候才能烧砖瓦卖点钱，卖多卖少也不固定，攒下来的一点钱几乎都用在翻修房子上了。
回村之后，我们全家动员，挨家挨户地去找人借钱。其实村里人也没什么钱，大家都是务农的，条件好点的给个一百两百，条件差的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家里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勉强把钱凑够，送我去把手术做了。这笔债，需要他们之后用无数块辛苦烧制的砖瓦来还。
手术完，我独自待在家里，整天躺在床上闷闷不乐，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问题，一会儿想到腿没了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一会又想那条断腿医生怎么处理了，想到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以前的我蹦蹦跳跳，现在没了腿，哪里都去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家闷了两个月，我再也待不住了。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电视，我之前一直是去邻居家蹭着看。截完肢再想去的时候，我父亲专门去邻居家打了招呼，怕人家忌讳。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好像也变了。于是，我强迫自己拄起拐杖去上学。从家里到学校一公里的路程，让我走出了好几公里的感觉。
1999年末，截肢后的我领到了一张残疾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