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彼此都有好感，第一次见面我特意约在东京塔，就是《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那座象征着浪漫的建筑，站在顶层可以俯瞰整个东京。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还一起去吃了刀削面。不久之后，这个女孩做了我的女朋友。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女朋友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先硕士毕业了，通过面试进入索尼公司，主要负责音响设备开发，年薪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0万。直到入职后开始挣工资，我才将本科四年的助学贷款还完。在工作中，我一直抱着学习的想法，有一种给自己打基础，而不是给公司打工的心态。即便被分配到不感兴趣的项目，也会认真钻研。
工作一年后，我把父母接到日本旅游，女朋友也来陪着。
我每天要往返公司在东京的两个办公点，经常上下楼梯，这时候才发现传统假肢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它没有动力，上下楼梯费时又费力，只能左腿先上，再用右腿残肢去拖着假肢放到同一级台阶上，就像提着一根直直的棍子，导致爬楼梯的速度很慢。而且穿久了髋关节会疼，很容易产生疲劳感。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有一款像机器人一样自动弯曲发力，自动抬腿迈步的假肢该多好啊！小腿截肢的人还保留有膝盖，上楼梯能使上劲，我们这种大腿截肢的人必须要有助力才行。而传统假肢没有动力，完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有点像马车，靠马拖着车动，而不像汽车，有发动机可以自己动。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司，得到的回应是不予考虑。首先这个方向和公司核心业务距离太远了，其次是我对假肢领域也没有足够的积累。
上面是我入职索尼时的任用状，下面是正式录用通知。
其实，索尼内部有一个创业项目孵化平台，不过我当时没有去试，试了可能会通过，但仍然有随时被中止的可能。好吧，这些我都理解。我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于是干到第三年就辞职了。
我本想跳槽到机器人公司，去学机器人相关技术，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研究做假肢。由于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经验，我去面试了很多公司，全都被刷下来。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我想不如还是先去大学继续深造。
2015年底，我辞职到东京大学读博士，这次依然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20万日元，合人民币一万三四。录取我的教授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专家，我当时的提案是用人形机器人做假肢，教授觉得人形机器人研究做了这么多年，实际应用依然比较少，假肢倒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方向，所以同意接收我。
这是东京大学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我所在的实验室主要研究机器人。
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智能假肢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多前辈和教授都没有做过，只能我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做硬件就得花钱，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于是我一边申请研究经费，一边从零开始自学。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们的项目成功从学校申请到90万美元经费，分三年发放。这笔钱相当于我的天使轮，为我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2015年，我在研究室做组装试验，桌子上摆满了零件。
与此同时，我也在研究很多国外的论文，向其他学校那些做假肢的教授请教技术，有时候发邮件，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用Skype。我还专门跑去美国西北大学的实验室去实习。一年半之后，我和几位同学终于做出了一个有动力，能助力膝盖部位弯曲的样机，其中机械和控制组件都是由我主导设计的。
针对一些亮眼的科研项目，东京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三个项目去参加美国的SXSW峰会（美国西南偏南峰会）。SXSW是一个集音乐、科技、电影于一身的国际盛会，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去分享过一些关于太空旅行的想法。在学校内部的选拔中，我们的智能假肢项目排名第一，就代表东京大学去参加了这场峰会。
2017年，在美国SXSW峰会上，我(左三）和同伴一起在台上发言。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我们的智能假肢样机竟然获得了创新设计大奖第一名，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该奖项，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设计在国际舞台上被认可。当我走上领奖台用英语做演讲的时候，台下各国的行业精英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说到共鸣的地方，他们都纷纷站起来鼓掌，使我大受鼓舞，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在日本读博一般要三到四年毕业。2018年，我因为在智能假肢方面做出了不错的研究成果，顺利从东京大学毕业。此时我已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研发假肢，都是些样机，还不能做到日常使用。我想不行，必须得做出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不仅自己能用，也能实现量产，让其他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用上。
我有考虑过是做廉价产品还是真正高技术的产品。最后决定还是先从高端品牌做起，再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规模化生产去降低成本。好比特斯拉，先从技术上领先，再把价格打下来。
2018年秋，我博士毕业，站在东京大学教学楼前留影。
毕业之后，读博时期组建的团队分开了，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去了大厂工作，就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做这件事。刚开始，我只能找一些有想法的朋友兼职做，也就三四个人，他们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和周末抽空一起搞研究。直到2019年3月，我拿到日本投资方的种子轮融资后，他们才陆续辞职加入进来。
做产品涉及到很多领域，机械、电路、软件等等，我经常挨个拜访不同领域的专家，去挖掘人才。真正创业之后，我才发现寻找人才有多难，我在东京发布了招聘广告，来面试的人看到我是个老外多少有点不放心，再一听是做智能假肢的，都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离开后就没有下文了。
有几位工程师水平很高，他们当时所在的公司被谷歌收购后不久又解散了，我特别想把他们拉过来。找了很多次，可以说是N顾茅庐，把他们请到我们的实验室交流、参观，给他们介绍我的理念，答应给他们很高的股权，但他们都婉拒了。有一位技术大牛我“骚扰”了半年之久，他后来也还是没同意，可能觉得项目比较小众，创业公司风险也比较大。
我没有放弃，不停地去跟别人讲我的愿景，慢慢地，有些人也开始认同，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还给他们展示了这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他们看得出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有恒心，也有毅力，总算对我有了信任感。
2018年，刚开始创业，我在办公室孤独的背影。
和日本相比，国内的创业氛围很浓，大家都很有激情，办事速度快，做事效率高，对事情反应迅速，招募人才更加容易。所以我在东京和深圳都设立了办公点，到2019年的时候，团队人数已经由我自己增加到二十多人。
不同国家的人做事风格不同，创业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我总觉得日本人做事慢，但他们会考虑到大部分人的需求。比如在设计电动假肢的电量显示组件的时候，日本工程师非要在机器上加一个LED手动开关，我觉得用手机APP就可以确认，没必要大动干戈，但对方坚持要加，理由是并非每一个人都用智能手机。
创业初期，我（左二）和同事在研究室测试智能假肢。
是啊，现在的中国社会很方便，大家带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轻松出门。但反过来想，那些只有老人机，或者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人，不就会遇到麻烦吗？每一个人都会老去，如何保证他们的权益是在推进电子化过程需要考虑的。最后，我决定做出让步，同意日本工程师加上LED开关。
经过团队的齐心协力，我们的产品研发成形了，2019年底正要做市场推广的时候，疫情突然暴发。日本团队不能来中国出差，中国团队也很难到日本去，展会一拖再拖。更严重的是迎来了资本投资的寒冬期，投资人变得很谨慎。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无疑是种打击。
我（左六）和团队在办公大楼外合影。
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去做研发，一代一代更新完善，目前已经到了第十代。相比早期版本，它增加了多种传感器，可以感知人的行为意图，比如是想上坡还是下楼梯，再驱动电机提供不同的动力和助力支撑。它还能记录用户的走路习惯，把数据上传到云端，自动学习升级，让假肢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硬件层面也在迭代，既要防水防尘，又要能支撑人的体重，后来的主体材料已经从金属变成了碳纤维。
搞研发是很费钱的，熬到疫情缓解的时候，企业账户只剩下不到几万块钱了，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好在后来我们通过A轮融资解决了资金问题。
2020年，我终于穿上了自己团队研发的成品机，那是一款看起来很炫酷的灰色假肢，像赛博朋克一样，科技感十足，走起路来也很轻松，我整个夏天都穿着短裤，把它大方地露出来，享受别人回望的目光。
我们的产品在进行上下楼测试，走起来几乎和普通人没差别。
我在公司的职位是CEO，为了能够把企业做好，我一刻都不敢松懈。除了夜以继日的研发，我还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出差。譬如最近这一个月，我就跑了北京、广州、重庆、杭州等十多个城市去参加展会，去做路演。从2019年底到现在，我有两年没回过老家了。父母很理解，他们现在已经不烧制砖瓦了，改做菜籽油生意，每次有客人提起我都非常自豪。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我的心态还算挺好的。即便创业期间，也没有觉得特别焦虑。对我来说，智能假肢已经注定了是要做一辈子做的事情。焦虑没有用，应该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点做漂亮，尽量做到极限，积累到一定程度，成功自然会来。
产品上市发布会，展台上放着我们的最新款智能假肢。
2021年10月15日是我的生日，我特意挑了那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全球首发仪式。由于太忙，活动当天我一整天没有吃饭，同时还在准备其它展会。仪式上放映的PPT，还是我前一天从晚上八点一直改到凌晨三点的。
我过去参加过不少活动，这次是第一次自己主办的活动，我很紧张，演讲有点没发挥好。但这场发布会对我意义重大，它可以说是我过去十年人生的一个缩影。我是残障人士，又是工科出身的博士，既然发现了传统假肢的问题，那我就努力造出来一条更高级的。接下来，我要让更多人用上这条腿。
虽然残障人士也有很多代步工具，例如汽车、电动轮椅等等，但双腿走路是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从始至终，人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腿去行走，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未来，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帮助残障人士出行的产品，还他们自由移动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