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文章说，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文章写明是红卫兵先殴打了李文波夫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他们的“英雄”历史。
三十二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李文波事件在事实方面与过去不同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便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通过比较，我们不但能在事实方面，也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他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判决李文波妻子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初中红卫兵。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交上了他们的房产证书；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但没有人死亡或者受重创。
李文波夫妇的家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小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在被抄家时逃开了，后来又被关在崇文区公安局里。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第二天，1966年8月26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列队从东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他们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人。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8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26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另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还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当时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据说共有十多个。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其中又以西城区为最，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的关系很大。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发生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列成表格，展示如下：
红卫兵打死人数：
8月24日：44人，25日：86人，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2日：39人，3日：24人，4日：21人，5日：13人，6日：8人，7日：7人，8日：5人，9日：4人，10日：2人，11日以后知道日子的20人。其他还有日子不详的88人。
从这一表格可以看出“李文波事件”前后的红卫兵暴力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31日，却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天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表格也显示，从8月24日到8月25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月下旬每日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1966年8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7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对老师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合影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位干部说，在8月18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八一八”大会之后也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8月18日会见的第二天，8月19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23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一天被“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开过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她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她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或者同一天。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五、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不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死的，而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特别需要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为什么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仅有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隐忍至死。这是为什么？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193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1966年8月23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了。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又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七、给出路”。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李文波已经死了34年。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导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导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2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