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派的艰难抵抗
面对虚构派的全面进攻，屠杀派仍在顽强抗争。与八十年代屠杀派给人的“众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13个谎言》，屠杀派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这一时期在实证研究上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调查会成员中石田勇治编译的《德国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献资料的第一次结集。小野贤二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20]在幕府山俘虏的一万四千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调查会”之外，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采访第十六师团为主的老兵达一百零二名，为迄今抢救当事者记忆的人数之最。这一时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杀派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应该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此书的中译本在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书，之所以说“应该一提”，是因为此书在日本连屠杀派也“视而不见”。被无视的原因当是由于此书以南京大屠杀“实有”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诸派所争本在史实，但我觉得之所以被无视多少也和此书尖锐批判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责任有关。日本各派“党同伐异”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屠杀派占据上风和九十年代虚构派甚嚣尘上可以说都是拜同派之间声应气求“一致对外”之赐，屠杀派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下降不能说没有整个风气右转的大环境原因，但和屠杀派“各自为政”过于孤高也不能说全然无关。[21]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争论的历史，可以说诸派论争是推动研究的最主要原动力。目前虚构派虽然气盛一时，但没有也不可能笼罩一切[22]。由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穷尽，所以各派影响力虽会有消长起伏，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压倒性胜利则当无可疑。
（二）西方南京大屠杀研究简况
欧美学者近年的介入
欧美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较晚，但也有自己的特色。1997年亚洲研究年会大会上杨大庆（乔治·华盛顿大学）组织的南京小组会是西方学界第一次讨论南京大屠杀，此次讨论后结集的《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23]主要从历史和记忆、政治和道德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着力，与中日已有著述的关注点和角度都有相当的不同，在众多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中可谓别开生面。近年有三位日裔学者的著作较值得的注意，一是2001年出版的山本昌宏（怀俄明大学）《南京——一个暴行的剖析》、二是2006年吉田俊（西密歇根大学）《“南京大屠杀”是如何构建的——日中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记忆》、三是2007年若林正（约克大学）《南京暴行——让图像复杂化》，这些著作试图通过精细化的实证手段，重新检验现存文献，以重建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这一企图是否如预期可以见仁见智，但确实使以往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
畅销书《南京暴行》的两极反响
在西方第一次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同年稍后，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在美国出版。《南京暴行》不仅是西方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暴行”的著作，出版不久便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也是迄今包括中日两国相关著作中销量最大的一本书。同时，《南京暴行》歧见之大也迄无前例。国内“好评如潮”和日本虚构派极尽挑剔之能事事在意料之中，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同名论集《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篇）作者Joshua.A.Fogel的严厉批评，尤其出人意外的是日本屠杀派的浓重挫伤感。从事后日本《诸君！》的问卷看，屠杀派的主要成员中藤原彰、笠原十九司、高崎隆治虽然给予了有限肯定，但都认为史实上“错误很多”，而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吉田裕则做了负面评价。[24]因屠杀派主流和作者为是否附加刊误意见不一，致使日译本迟迟未能出版。所以相当一段时间此书在日本是但闻批判，不见原书。日文版终于出版已是英文版首发的十年以后。配合日文版出版，译者巫召鸿的《读〈南京暴行〉》同时出版。巫召鸿和出生在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张纯如一样，是出生在日本以日语为母语的华裔。不是翻译也不是研究者的他之所以揽下译事，和他“与生俱来”处于“祖国”和寄居国“周边”和“外部”（《读〈南京暴行〉》“解说”者大坂教育大学教授山田正行语）的特殊感受有关。从巫召鸿自述的心路历程看，他对日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突出受害掩盖加害的“战争记忆”有强烈抗拒，不能容忍南京暴行这样“残酷”“无道”的历史被“遗忘”。他认为《南京暴行》的疏误瑕不掩瑜，不能和它的重大意义相提并论。巫召鸿在讲到翻译经纬时有这样一段说明，他说：“语言表现的信息，不单是传递事实，它还包括人的热情、情感、希望、正义感”；翻译此书的“基本要求”是“认同作者通过本书传达的诉求”和“认同作者的人格”，“如果不具备这一点，我认为完成此书的翻译是不可能的”。[25]这种重“大义”轻“小节”和以实证为主要特色的日本屠杀派确实有很大不同。[26]我在介绍张著的同时之所以附带提及在日本并未产生影响的日译本译者的看法，有一个特别考虑。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南京暴行〉引来的异议和给人的省思》[27]，文章主要是介绍日美学者对《南京暴行》的批评，其中当然也有如何对待情感和史实的我的看法，但只是就事论事，完全没有料想到它会成为批评《南京暴行》作者和国内某些学者的人每加援引的根据。借此我想慎重表示：正如我对屠杀派学者对《南京暴行》批评的肯定并不等于我会否定巫召鸿、山田正行对《南京暴行》的高度称赞一样，对拙文不宜“举一反三”，过度解读，在张纯如去世后尤当如此。
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尚未走入“历史”带来的困惑
日本有所谓“同时代史”的说法，以区别于与今天无关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距今虽已七十余年，但至今仍没有走出和我们情感相连的“同时代史”。由种族、宗教、“阶级”以及权和利等的相争造成的暴行和因此给受害一方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人类史上并不少见。其中尤以“异族”伤害带来的记忆最为经久不灭。“徽钦北狩”后朱熹有二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一句是“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28]另一句叫“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29]这种“万世必报”“不共戴天”的立场不仅在朱熹时代的“臣子”中相当普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记忆时隐时现一直持续到清亡也是不远不近的一例。我在此提及传统时代的事例并不是要和南京大屠杀画上等号，在“公理”“公法”主导的今天，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已是一个大度而不失原则的方便立场，“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正面说法也无例外的总是珍惜和平而非记取仇恨；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其它暴行也一样，虽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等的理性意识，但惨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说更容易勾起的还是“痛愤怨疾”，这从网络相关话题中仇恨“小日本”“永远”（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用“每每”不足以表现强烈程度）占压倒多数可以见一斑。[30]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实有学术以外的束缚，这种影响着朝野承受力、比狭义的政治正确更难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义”混为一谈），是一个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