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献和口传资料问题
近年南京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们以前的研究，但同时也有人说“南京大屠杀问题不是史料所能解决的”。这个话的意涵应该不是指史料不够充分，因为史料不够充分是个普遍问题。这样说当和所谓“感情记忆”有关。我的提纲本有“感情记忆”一节，因考虑这是较易误解的话题，不宜化繁就简地附带谈论，所以留待他日再谈。我觉得南京大屠杀是有其特殊性，但作为历史事件它和一切历史事件一样，还原它的本来面貌最终还是离不开以文献为中心的史料（包括文字、口述、影象、实物等一切方面）。在这点上日本各派众口一词，都强调自己对史料的重视，而指责他派曲解、篡改甚至编造史料。总体上看，日本各派辩难的一个“好处”是在着力发掘史料的同时对史料的使用逐渐谨慎。但因各派立场相差太远，所以在解读和取用上还是不能没有倾向。本来各取所需是人所难免的常态，日本各派的所偏是对于己有利的史料充分发挥而对于己不利的史料视而不见。我们在“为我所需”上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史料缺乏基本的甄别，比如有些文献的确切含义，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到什么程度？通篇的意义如何？摘出的某段与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别是有些口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访谈的环境是否有持疑的可能？采访者对被访者是否有导向或暗示？被访者所谈是否合于实际？如以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多未得到严格检查。所以即使道义感昂扬，在局外人（比如西方学者）眼中仍不免认为两造所说各有见仁见智的余地。
（七）照片问题
把照片单列一节是因为虚构派在连篇累牍的“成果”中对照片的“检证”最为得意，以至于大言炎炎，声言“可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见前引）。照片作为史料，对复原历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价值。因为照片的复写性质对“精神”以外的具象内容有文字无法比拟的最精确传达。照片这一最直观、最“一目了然”的特点，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读者为“眼见为实”所感染或误导。所以在颠覆议论已甚嚣尘上（虽然仅仅是日本）的今天，捍卫真实有了比捍卫是非更为优先的理由。日本虚构派提出的照片问题，总倾向是“政治”化的，前文所举无肩章照片即为一例。同时不少照片确实存在着随意解读的问题。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录》中一张说明为：“江南农村妇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枪杀”的照片，相当一段时间一直陈列在我们的一些纪念馆中。其实这张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画报》，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原解说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同时刊出的另几张照片为采棉花、回村后和日军合影等内容。日军拍摄这些照片意在宣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抗战最艰困的时候为了唤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有了将错就错的理由。所以，为了还原本来面貌，或者哪怕仅仅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对所谓“伪造”照片的每一张，我觉得都有从来历、内容以至于“释义”彻底检讨的必要。前几年我曾拟对今传照片作一探源，后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来历明确，也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的照片，这类照片主要由在宁西方人、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拍摄和传布；二是确系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地点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间；三是当年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等部门为了宣传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四是尚待考证真伪不明的照片。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谓“没有暴行”的“反证”照片也应引起注意。这类照片主要有日军和南京民众“亲善”、南京气氛“祥和”等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远离事实的“宣传”，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当时的“实景”，也只是“某处”的实景，既不可能等同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某处，更不可能等同于全局。所以此类照片不可能成为推翻暴行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这些照片因出于事发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导演安排的反事实的演出还是某处（即便是极小的某处）的写实，对我们全面认识事件的面貌还是有帮助。总之，照片问题虚构派已“捷足先登”，收复这一阵地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三、简短的结语
会议按鉴往知来之意在主题中列入了另一关键词：“可能走向”，我的提纲在其后括注了“也许是不得不”。限于篇幅现将提纲中的三点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一）在时隔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不必和“情感”纠缠的“历史事件”来研究；（二）对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三）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己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若非如此，与不同观点无法至少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交锋，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复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讨论会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又载《史林》2010年第4期）
[1]新岛良淳的《南京大屠杀》，虽早一年印出，但是团体自印的通俗小册子。
[2]铃木明著《新“南京大虐杀”のまぼろし》，东京，飞鸟新社1999年6月3日第1版，第31－32页
[3]《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66页。
[4]“百人斩”的论争持续到今天，七十年代山本七平论之最详，见其著《私の中の日本军》下，东京，文兿春秋社1975年12月15日第1版。
[5]如《“南京屠杀”的虚构》出版时长期以来在日本十分活跃的右翼学者渡部昇一在荐词中说：“读了此书，今后如仍继续说南京大屠杀，就只能被打上反日鼓动的左翼烙印。”田中正明《“南京虐杀”の虚构——松井大将の日记をめぐって》腰封，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25日第1版。
[6]“小屠杀派”“中屠杀派”之名见石川水穗著《彻底検证“南京论点整理学”》，《诸君！》，东京，文艺春秋，2001年2月号，第147页。
[7]秦郁彦在他不断重印的代表作《南京事件》中始终没有修改如下的表示：“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给予中国国民的巨大痛苦和损失”，“笔者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对中国人民从内心表示道歉”。见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杀の构造》，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86年2月25日第1版，第244页。
[8]《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改篡の怪》，《历史と人物》，东京，中央公论社，1985年12月号。
[9]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杀の构造》增补版第九章《南京事件论争史》上，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7月25日增补版，第274页。
[10]有关现地日军文献中的“敌人弃尸”是被屠戮的俘虏的考辨，请参拙文《日军屠杀令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1]拙文《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
[12]上杉千年著《南京大虐杀派の天敌板仓由明先生を偲ぶ》，板仓由明著《本当はこぅだった南京事件》，东京，日本図书刊行会2000年1月20日第2次印刷版，第506页。此著封面明书：“这一著作……表明‘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
[13]如《南京事件の真実》，《产経新闻》，东京，产経新闻社，1994年7月1日。
[14]2007年2月26日“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第一次“学习会”即有自民、民主两党议员和议员代表四十八参加，由虚构派急先锋藤冈信胜主讲。
[15]笠原十九司称此时起为“‘论争’的政治变质”时期。笠原十九司著《南京事件论争史》，东京，平凡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226－227页。
[16]一个叫“日本文化频道樱”的收费电视台，不断以“南京事件”为话题，主持人屡屡在节目中发出和屠杀派公开辩论的“邀请”。
[17]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次郎著《南京事件“证拠写真”を检证する》腰封，东京，草思社2005年2月8日第1版。
[18]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第一部“国民党国际宣传処と戦时対外戦略”，东京，文艺春秋社2001年11月20日第1版，第25-64页。
[19]2000年“日本会议”出版的《再审“南京大屠杀”》为英日双语，副题为“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以后日本频有英译，如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等的英译书都向美国政治家、媒体人、大学和社区图书馆、政治团体广泛免费赠送。
[20]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为两角业作大佐）。
[21]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论争史》近三百页，却只字不提津田道夫、松冈环等人的工作。相互间不仅“视而不见”，在相当程度上也互不认可。如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出版后，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成员即曾严厉批评，本多胜一称此书“空洞无物”“不负责任”，是“利敌行为”；小野贤二则详列证据，说“错误和不可思议处如此之多实属罕见。人不可能无过，但这本书超出了底线。”（见《南京大虐杀をめぐる二つの空しい书物》、《“南京戦”何が问题か》，《金曜日周刊》，东京，株式会社金曜日，2002年12月20日）
[22]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日方报告基本采用秦郁彦的观点可见一斑。
[23]此书由下文构成：《前言》（哈佛大学教授［时任，下同］Charles Maler）、《序论——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教授Joshua A.Fogel）、《与侵略、加害及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中国的历史学》（麻省理工学院教授Mark S.Eykholt）、《围绕历史的斗争——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是被怎么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吉田俊）、《南京大屠杀的课题——关于历史研究的考察》（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ジョシュア·A·フォ—ゲル编《历史学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杀》，东京，柏书房2000年5月25日第1版。
[24]《まぼろし派、中间派、大虐杀派三派合同大アンヶ—ト》，《诸君！》，东京，文艺春秋，2001年2月号，第164-203页。中译见上引拙著附录之四第511－553。
[25]巫召鸿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同时代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14－15页。
[26]为巫著作“解说”的山田正行也说，翻译出版《南京暴行》日文版是“抵抗忘却”和“良知的责任”。见山田正行解说《忘却への抵抗と良知の责务》，巫召鸿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第151－189页。
[27]《史林》2002年第3期，又收入拙著《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4－270页。
[28]《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党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7册，第1385页。
[29]“不共戴天”也是朱熹说过的话，《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第1册，第188页。
[30]“网络民意”未必代表实际的多数，但因网贴是迄今自由度最大的表达手段，作为可信的根据当不会比宣布的民意离事实更远。至于网络民意是否受到各种诱导，则是另外的问题。
[31]见《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几个问题”之一“罪行法定主义问题”、之二“共同谋议罪问题”、之三“对人道之罪问题”，《史林》2007年第5期；《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第一节“问题的提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2]田中正明说东京审判检方提出的证据无外乎“传闻、臆测、夸张”。（田中正明《东京裁判とは何か》，东京，日本工业新闻社1983年5月20日第1版，第195页）曾担任东京法庭工作人员自称旁听了大部分审判的冨士信夫说：“作为一个具有常识的日本人在阅读检察和辩护双方的证据时，深感检察方提出的证据包含了极多的歪曲、夸张、虚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合理的较多。”（冨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杀”はこうして作られた——东京裁判的欺瞒》，东京，展転社1995年4月29日第1版，第348页）
[33]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一卷，东京，雄松堂书店1968年1月25日第1版，第751页。
[34]崇善堂人均日埋尸150具，而红卍字会以埋尸最多日计人均也仅11人，相差过于悬殊。更由于红卍字会的埋尸统计作于事发之时（因向日军特务班计件领酬，当无少报的可能），而崇善堂埋尸统计作于事发近十年后的南京审判时，不能不让人生出疑问。详细统计见拙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本论·下篇日本史料的价值”注2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10页。
[35]如屠杀人数，判决书第八章“普通战争罪”中的“南京暴虐事件”称“二十万以上”；第十章“判决”之“松井石根”的判决称“十万以上”，“广田弘毅”的判决则称“数百人”的被杀“每天都在发生”。（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十卷，第768、797、800页）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之广田弘毅判决作“每天”“成千的杀人”（群众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578页），不知何故，但作为同一时段（五、六周），无论每天以“数百”还是“成千”计，三者还是不同。
[36]判决称：“为使诉因第二十七项判定有罪合理，作为检察方的义务，必须提出能推导出松井知道战争的犯罪性质的合理证据，但检察方并未提出。”（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十卷，第800页）
[37]如秦郁彦说：“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事件，南京屠杀事件是象征性的存在。”（秦郁彦、佐藤昌盛、常石敬一《戦争犯罪ワ—スト20を选んだ——いまなお続く“戦争と虐杀の世纪”を彻底検证》，《文艺春秋》，东京，文艺春秋社，2002年8月号，第160页）
[38]渡辺久志著《カメラが目撃した日中戦争》，季刊《中帰连》，2006年10月－2007年7月，第38－41期。
[39]《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杀否定十五の论拠》，第179页。
[40]《南京大屠杀研究》，第304页。
[41]吉田裕《国际法の解釈で事件を正当化できる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南京大虐杀否定论13のウソ》，东京，柏书房1999年10月25日第1版，第160－176页。
[42]《卢沟桥事件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2月10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