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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一个自杀案例研究

—自杀(一)——一个案例研究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这个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我早就想对这个使我创巨痛深的悲惨事件作一个分析,既用以警诫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内心伤痛的一副安慰剂。

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作一个全面的评价,而不至于因激愤而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好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类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封建”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四九年时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四九年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她、姨父罗泽荣及五女一男——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

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也是合该倒霉,他原在国民党空军里管电台,还是个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六九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以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六个子女,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岁,自己原本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职业,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要养活一家七口,其苦况可想而知。我清楚记得,小时侯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收到姨妈的来信,母亲边看边叹气,然后照例是寄钱过去。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总之,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而这也就种下了婚后不和的恶果。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书上叫作“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又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与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型,其真面目他从来似乎没有想到费心去研究一番,只是凭他的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那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还是母亲看得准,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一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还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颇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像父亲这样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就是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总之,父亲的这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据她的传记作者说,费雯丽的母亲怀孕时,医生请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是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因此之故,鄙人我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我出生不久,有父亲的朋友顾铁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了一个外国娃娃回来。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后来是两家合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各种花木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过我们小时玩“过家家”烧灶时的多少烟痕。那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乃是等到共产党一旦腾出手来之后就要大加修理的,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容忍的丑恶生活。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刚生下的儿子出来作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高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五磅一),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亲脾气急躁,又从来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我记得的,就是她一边照料我这一年到头生病的倒霉鬼,一边抱怨着、责骂着,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错。其实我敢说世上像我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着实不多。我是那种胆小怯懦得出门时总要紧抓住母亲的裙边不放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穿着高跟鞋和丝绸旗袍,打着阳伞带我出门的情景。一直到我进了幼儿园,能带着妹妹上学下学时,母亲才考虑找个工作。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适逢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不久,全国“院系调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体系,把中国的英美式教育制度来个大清算,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北京大学),于是乎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这时,“旧”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三个儿女分上,又于心不忍。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亊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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