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颇觉失意，终于费了老大的劲，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对毛泽东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什么“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只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门“入党学”，我建议立这样一门学问，俾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的困难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回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除去六二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实在没有再重复的必要。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却还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却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父亲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回他很快地干出点名堂来了，原教育部大学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我对毛的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厌恶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一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确实，我从来对智商低下的小儿科那一套，对愚昧盲从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感动，而《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永远叫我倒胃口。我心知雷锋、欧阳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远长不大的儿童。所以，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不过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太过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化，已经把人的神经崩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作“修正主义”，那你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那时候，因为我功课拔尖，班里的团组织把我当作重点发展的对象，额外地派了团支书本人及另一名团员亲自大力培养我，但我仍不识趣，坚持说我上高中就是为了要上大学，从没想过去做工种田，坚持认为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凡此种种，团当然没入成，若不是人缘好，“文革”中一定得当上“反动学生”——上高中以后，班里有一位出身好的女同学功课十分吃力，那时我是学习委员，就主动要求班主任把她的座位调到我的旁边，天天在上晚自习时给她补课，文革中她成了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处处庇护我，遂使我幸免于难。这倒是好人得好报的一例。别人说“文革”是大浩劫，暗无天日，我却觉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学雷锋的那两年。
在这段红色恐怖的时期里，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八岁丧母，二十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做“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真个是“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该的是，父亲一看大浪潮来了，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陈伯达关你个臭老九的什么事？你偏去跟他作对！他好也罢，坏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吗？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暗自好笑：像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呆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