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赵思乐｜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法研究员、前时政记者
赵思乐，1990年生人，前中国时政记者。自幼在政治空气相对开放的南方都市广州长大，天真地以为自己和香港电视里那些可以上街游行、抗议、选举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直到考入南京大学学习金融工程时，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学期间去台湾交换半年，时值2011年台湾大选。民主社会的自由氛围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也点燃了她从小心怀的媒体人梦想。大学期间，她开始为设在香港的媒体撰写深度报道，从乌坎村选举、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遭遇的几近覆灭式的打压，到“709家属”艰难跋涉的维权抗争。二十出头的她以超乎年龄的冷静、细腻的文字记录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被强权碾压的个人，曾多次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和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卓越新闻奖。
2017年，赵思乐在台湾出版《她们的征途：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通过五位女性抗争者的笑、泪、痛、爱的成长故事，透视中国近30年来复杂跌宕的社会运动，如何兴起，又如何落败。”该书荣获《亚洲周刊》评选的2017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
2018年赵思乐赴美留学，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攻读全球政治与安全的硕士项目，毕业后留任该校亚洲法中心研究员。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到后来做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
我在广州长大，那里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台、TVB之类的电视节目。各种各样的新闻时事节目经常报道游行示威，讨论各种政策议题，在立法会里面辩论啊，质询高官啊，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我在电视机里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是多么轰轰烈烈，我以为选举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总统选举什么的。因为当时年纪很小，你从电视中接收到的东西，你就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在我9岁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国轰炸了中国的驻南斯拉夫使馆，广州街头上出现了爱国主义游行。我爸爸就在街边上看。我觉得特别无聊，就跟我爸说：“我们回家吧，你为什么在看这个？”我爸就说：“这个在中国很少见。”当时我就困惑了，就觉得这不是很常见吗？电视机里一天到晚都在游行什么的。但是我也没有问我爸，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去政治化的家庭。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理解到原来我身处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去了比较北方的地方读大学，就觉得，哦，原来大家都想入党，原来大家从小都看《新闻联播》。我觉得《新闻联播》特别无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要当公务员，想要入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有一年我暑假回广州的时候，广州的一些学生正在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人大代表，途中就遇到了种种阻碍。我去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完全就是出于兴趣。当时的微博啊、讨论啊，包括整个社会还是有一点点公民社会的空间的。
真正意识到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政治制度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我去台湾交换那个半年时间里。当时台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刚刚目睹中国搞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受到种种阻碍，你可以想象我到台湾后感受到的那种冲击和对比，当时特别的兴奋。现在想起来是一段很疯狂的岁月。没有钱住在台北，我会睡在台北街头，为了到处去采访政治人物。他们也特别开放，愿意跟我聊。
我在微博上面直播我的台北观察，今天去了哪里，采访了谁，有什么有趣的想法。这些东西被注意到了。《阳光时务周刊》是一个设在香港，但是有很多比较自由化的中国媒体人包括长平老师、张洁平、贾葭他们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媒体。他们好像特别缺人手，就问我：“你要不要来给我们写稿？”我就记得当时一个21岁的学生跟这些老师坐在一起，参与政治讨论，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那是一个非常兴奋地、狂飙似的体验，对我爱上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